猎狐，剑指外逃贪官

中国重拳出击追捕外逃贪官的信号,在今年年初已经明确释放。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境）外合作办案机制,加大防逃追逃力度,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今年7月,一次更为迅猛的打击启动了——在中纪委的协调指挥下,“猎狐2014”行动开始,将有更多的贪官落入中国在全球布下的“天网”。     

贪官外逃路线图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10月10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外交部四部门联合发布通告,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 一系列重拳,让“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这一群体再次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他们如何出逃？都逃到了哪里？何时会落入法网？     

外逃贪官的海外生活

在人们印象中,外逃贪官们的双脚只要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就能过上梦幻般的奢华生活。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形成的“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就是最好说明。但这并不是外逃贪官在海外生活的全部,巨大的精神压力,坐吃山空后的艰难谋生,乃至黑社会的性命威胁,也围绕在这些外逃官员身边,偷来的富贵演绎出一幕幕荒诞剧乃至悲剧。     

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绳之以法 公安部部署“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

<正>据《人民日报》报道,公安部前不久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7月下旬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一些外逃嫌疑人牵涉腐败犯罪,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表示,各级公安机关要以对     

“逃二代”的颠簸苦旅

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的父母是贪官，东窗事发后外逃，他们被称为“逃二代”。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总结2010年检察工作时指出，2010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其中，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4亿元。     

简论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

狐女意象起源于原始初民的自然崇拜,上古时代多带有神灵色彩。汉魏六朝由崇拜极致过渡到渲染其惑媚之力,从神灵之狐转化为妖兽之狐,至唐代渐融入人性成分,但人性与妖性并存。他对狐女形象进行了全新的改造,蒲松龄笔下的狐女体貌美,才智美,性情美,这种美集中并且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美,深刻体现了人们对人性美特别是女性美的向往和追求。可以说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已经远远不再是传统中的狐女了,她们已经升华为人性美的化身,这也使得狐女形象第一次从普通的市民阶层的传奇故事中走到高贵的文学殿堂。     

要治治懒官、昏官、贪官

官者,掌权率众之人也。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多数的为官者执政甚佳,尽了公仆之责,在广大民众中留下了“功名”的美称。但是,也有部分党员干部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懒馋、昏庸、贪污腐化等问题,这就是群众所说的“三官”,即懒官、昏官、贪官。这些人忘记了自己身负的重任,玷污了人民公仆的形象,必须下决心,动真格治一治懒官、昏官、贪官。其一,懒官。少数党员干部在改革和建设的大潮中,身居执政之位,毫无执政意识,不谋执政之事,缺乏强烈的责任感、压力感、使命感,懒懒散散,对至关全局的“政事”抓得不力、不勤、不实。     

亿元贪官姜人杰：玩出花样的“新型贿赂”

这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贪官，利用官场潜规则，将贪污玩出了“新花样”．运作一个“领导批示”就一次性获得地产商8250万元的贿赂。还不直接把贿赂收进腰包．而是让行贿人帮其成立一个公司．再让其儿子来实际控制这家公司。这么的“苦心积虑”．     

拿什么“荫及子孙”?

一朝显达,便想方设法荫及子孙,希其世代富贵,然而,爵禄不是都可以代代相传的,俗语有云“富不过三代”。何也?但凡贪官,为了捞钱,啥犯法事都敢干,啥恶都敢作。这些人由于权高势大,或有强大后台,虽然树敌很多,但敌对者却撼不动他这棵大树,因此未“现世报”。但他已为后代种下祸根,当他翘了辫子之     

韩愈碑志散文的思想性

韩愈的碑志散文,打破了“颂扬功德、褒善隐恶”的撰写“通例”,表现了关心民生疾苦、反对贪官苛政,赞扬抵制骄藩的“忠贞之士”、歌颂平藩战争的功臣,兴复儒学,排除佛老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天网恢恢海外缉逃

10月29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已满百日,战果丰硕。行动组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包括缉捕的104名和劝返的76名）,并且无一失手。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应对高智商、高学历的经济犯罪人群,具体负责行动的经侦局专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追逃精英到行动组工作,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人员素质却相当高,有经济学博士、法律硕士,还有英国留学的海归。     

贪官"幼稚病"

说贪官“幼稚” ,一定会有人出来抬杠 :时下贪官 ,个个有大专文凭 ,人人都能说会道 ,“伯乐”慧眼挑选 ,组织反复“考察” ,又是“教育多年” ,“久经考验” ,哪一个不是老于世故 ,老成练达 ,老谋深算 ,老马识途 ,谈何幼稚？这话确有道理。不过 ,百密还有一疏 ,贪官百虑必有一失 ,纵是老奸巨滑 ,也有幼稚可笑的一面。人称“广西第一贪”的广西玉林原市委书记李乘龙 ,贪污受贿４００万 ,又有１４００万不明财产 ,且玩弄女性 ,道德败坏。就这样一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贪官 ,入狱后 ,居然还幻想着“如君能出赉赦手 ,脱胎换骨重卧薪” ,还要求玉…     

甲午战争-“剜心之痛”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2014年,又逢甲午。甲午中日战争,民之痛、国之殇,习近平曾称其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120年前的甲午战争的结果使中日两国自此国运殊途,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到了亡国灭种边缘。但同时此战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意思是说,中国人做了四千多年“天朝大国”的迷梦,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被唤醒了。甲午战争究竟是如何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又如何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呢？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透析“第三者”

众说纷纭“第三者”一日“关系暧昧说”，即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有暧关系的，都是“第三者；二日“通好”说，即明打对方有配偶而与之有通好关系的人，是“第三者”；三日“破裂”说，即明知对方有配而与之关系暧昧进而发生两性关系，并导致对方提出离婚，造成其婚姻破裂的人，是“第三者”；四日“目的”说，即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关系暧味进而发生两性关系，且以与对方结婚为目的的人，才是“第三者”。这四种观点中，仅仅根据是否有暧味行为给“第三者”下定义，似乎失之过宽，而“目的”说中，仅根据是否有与对方结婚为目的来衡量是否…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虎官喻

在动物世界里,老虎以其八面威风雄踞“百兽之王”宝座,哪怕仅仅是舒展筋骨的一声长啸,也足令狐兔之属尽皆失色,乃至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惮畏三分,有俗谚云:“老虎屁股摸不得”,更不用说到“老虎头上拍苍蝇”了。然而,有老虎不善明察,接受狐狸邀请视察山林,虽百兽因为畏惧它才逃避不迭,却偏信狐狸“天帝救命我为‘王中之王’”的诈骗.留下了“狐假     

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近来 ,中日民众相互“信任问题”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指出日本历史教育的原则是“掩盖侵略性质 ,推卸战争责任 ,拒绝反省认罪” ,中国历史教育的精神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盖侵略历史 ,回避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 ,其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 ,干扰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     

反腐广告的作用不可"高估"

社会点击 据说2004年是反腐年,从国内外传递的信息看,贪官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笔者对此半信半疑,尤其看了有人为“反腐年”支的招,心中更疑。1月28日的《新京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不要低估反腐广告的作用》的文章,作者在结尾写道:“各地反贪部门和大众传媒,一起携手来多点反腐败巨幅广告如何?”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