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借洋兵助剿”的态度

“借洋兵助剿”是清朝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动政策。左宗棠虽然也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方面,但对清朝政府这种出卖民族权益的反动政策并不赞成,曾经进行过相当程度的抗争,认为用洋人练兵助剿祸害很大,要求清朝政府裁撤外国洋枪队以杜后患。法国常捷军在浙江地区配合左宗棠的军队夺取太平军的阵地,似乎不能简单的说就是左宗棠勾结的结果。有的同志不去查考当时左宗棠为什么允许常捷军助剿的历史缘故,也不究及左宗棠处理这个问题的思想状况,便认为左宗棠附和清朝政府的“借洋兵助剿”政策。有人甚至据此詈骂左宗棠是一个汉奸卖国贼、法国侵略势力培植的代理时人。对左宗棠作如是之评论,我以为是不够妥当的。本文试就这个问题做一些勾稽索引的工作,并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以供参考。一众所同知,以1860年的《北京条约》为转捩点,清朝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进一步加快了反革命勾结的步伐,1861年底那拉氏发动宫廷政变,次年2月8日就迫不及待的发布了一道上谕:“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     

从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的人才观引起的思考

从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的人才观引起的思考张维华李鸿章、左宗棠是中国封建社会垂暮之年洋务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他们从政三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崛起，中国封建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当绝大多数统治者沉醉于“同治中兴”的梦幻之中时，李鸿章...     

还孩子一个“真”字

不久前曾在报刊上读到一篇被拐学童的故事，遂讲给女儿听。当讲到该学童发现被拐后，机智地摆脱人贩子，找到警察叔叔要求帮助时，女儿竟紧张地瞪大了眼睛，直到得知该学童已被警察叔叔送回家，小女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说：“幸好警察不是假的！”。警察也可能是假的？！孩子天真的心灵怎么会蒙上这样的阴影？环顾四周，“假”字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假酒、假烟、假糖、假饮料、假“纯棉”、假“真皮”，到假货币、假公章、假证件、假合同、假文凭……，几乎应有尽有。“作假”之祸水甚至蔓延到了神圣的课堂，如各类竞赛…     

试谈不拘一格选人才

试谈不拘一格选人才张亚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以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等为首的官僚地主阶级政治家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一套措施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形势，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儒学与西学的比较与沟通 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

学术界流行一种看法 ,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存心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是相互对立的 ,而康德的伦理学是存心伦理学之典型。有人据此反对同时藉康德的“道德自律”及“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来诠释儒家思想。本文透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证明 :韦伯对存心伦理学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所谓的“责任伦理学”不但不形成对立 ,甚至可以涵蕴它。本文也指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基本上包含两个伦理学面向 ,这两个面向分别对应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     

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

学术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存心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是相互对立的，而康德的伦理学是存心伦理学之典型。有人据此反对同时藉康德的“道德自律”及“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来诠释儒家思想。本文透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证明韦伯对存心伦理学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所谓的“责任伦理学”不但不形成对立，甚至可以涵蕴它。本文也指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基本上包含两个伦理学面向，这两个面向分别对应于康德的“存心伦理学”与韦伯的“责任伦理学”。     

朝核危机的最新发展态势及未来发展趋势

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和谋求解决的困难程度关键在于朝美两个主要当事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及相互间不信任。朝核危机依然是威胁地区甚至全球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根据朝鲜过去多变善变的情况，六方会谈的前景依然迷雾重重，因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今后将经历一段不确定时期；最大的可能性是谈，通过六方会谈机制，以外交谈判方式，和平解决朝核危机，实现半岛无核化，是解决朝核危机最理想的结果，也是六方会谈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影响这一“最高目标”的两个因素是美国新政府有无对朝“新思维”、朝鲜有无“弃核”的意志。     

成功的秘密

“先生,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记者问一名银行行长。“两个词。”行长回答。“那两个词是什么？”记者问。“正确决定。”行长回答。     

关于经济学与人口学的关系问题

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即使没有直截了当地怀疑经济制约和节制生育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他们也不同意经济、意识形态、宗教,甚至政治、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不同性质中介物的作用是长期的和复杂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利用重大科研成果,这就等于说,“鼓励生育主义”的支持者和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的支持者之间几乎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思想辩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辩论,而不是“科学上的”辩论。     

杂中求“专” 培训当先——未来民政教育发展的现实导向

一育人与用人,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体。两者的完美结合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育而不用或用非所育,都会影响甚至挫伤两者的健康发展。因此,研讨未来五年民政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必须正视长期以来民政干部使用“马太效应”的积重难返和用人制度的     

海德格尔和罗蒂论“哲学的终结”

在“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海德格尔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现时代的哲学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这意味着什么?”第二,“在哲学终结之际,存留给思想的任务是什么?”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海德格尔指出,与单纯的衰落和终止相反,哲学的“终结”由形而上学的完成所构成。“我们在否定的意义上将某物的终结过分轻易地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终止,理解为连续性的缺乏,也许甚至理解为衰落和无能。与此不同,我们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意指形而上学的完成。”通过导致空间式隐喻的认识论注解,海德格尔力图以其独特的风格阐明自己的观点:“‘终结’(end)一词的古老含义与场所(place)一词的含义是相同     

非洲的智慧哲学

非洲哲学的几个历史阶段“非洲哲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哲学的神话时期。人们宣称这一阶段黑人的文化,甚至思想意识是极端违反理性、逻辑和科学研究的各种习惯做法的。这是由列维-布鲁赫之类的人类学家们所大胆描述的一种情景:对“原始”人和“原始”思维的描述。这种     

“张力”的产生及其作用——从科技成果价值评价标准的变化观察新形势下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的互动

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功利”价值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成为科学技术成果价值评价的重要标准。它与科技成果的“创新”价值标准并列甚至超过了后者。本文利用“张力”概念描述两个价值标准在科技人员心里造成的困惑、矛盾和紧张状态，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分析了“张力”产生的原因，发生作用的机制和正负面效应，建议人们重视并引导“张力”，使之保持适当的水平和正确的方向     

服务也是一种交换

某些服务行业服务态度差已是人人皆知的事。顾客虽被尊称为“上帝”，但“上帝”正儿八经地去“早受”服务时，印帘帘迟到冷遇甚至得《，以致有人感叹：“上帝”难当。试举笔者身边的两个例子：去买公共汽车月票，顾客排成了长龙。柜台那边坐着的几个女售票员却不紧不慢，边喝开水边谈笑着卖票。此时不巧有个姑娘与售票员争执起来，那售票员站起身来，鼓起眼睛对她吼道：“你以为你是谁？老子凭什么侍候你？”旁边几个售票员也一起帮腔，吓得“上帝”赶快落荒而逃。妻子有一位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友去医院看病，在门诊部坐下后，刚开口向医生说…     

新时期高校党建要抓住"四个"着力点

新时期高校党的建设必须抓住“四个”着力点 :一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二是要牢牢铭记“两个务必” ;三是要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四是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精心构建“四个平台”。     

“逆反心理”勿滥用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终于有了一席之地。并且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但是也确有不如人意、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对“逆反心理”的滥用就是一个方面。先举两个例子:一是蒋佩玲、徐根宝包庇案公布于世之后,社会上有不少人非但不憎恨蒋、徐二人,反而十分同情他们,甚至说什么“找老婆就要找蒋佩玲、交朋友就要交徐根宝”,于是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于一种“逆反心理”再一例子是:《步鑫生沉浮录》发表之后,不少人写信给步鑫生,希望他振作精神,东山再起;一个出差在外地的海盐人说:“以前到这里,听到说步鑫生不好的多,这次来反倒好话多了”于是又有人把这种情绪归到“逆反心理”一边。事实上,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喜欢劝不动就把某些事、某种现象归为“逆反心理”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这就有必要作一番分析     

论左宗棠在晚清新疆水利开发中的作用

新疆水利在汉、唐、元各代均有发展,迨至清代前期,各朝在南北疆大兴水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由于新疆的农业属绿洲农业,所以水利的兴修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晚清,左宗棠在新疆时,提出了"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主张,注重选拔官吏兴办水利,采取了防营独办、兵民合办和官贷民办等三种出资兴工的方式,在新疆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一度出现了"水利大兴,而垦事亦盛"的局面.左宗棠建设新疆水利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就左宗棠在晚清新疆水利开发中的作用加以探讨.     

形象生成期的小说家心理——以杨沫为例的实证分析

形象生成的决定性因素和主导性因素,乃主体也。这也正是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作者,即作者。”于是,在形象生成期所呈露出的小说家心理,必然是一个格外活跃而又布满奇妙色彩的精神世界。我以为,杨沫的“自白”,是剖示形象生成期小说家心理的一个具有模型意义的实证。形象生成的自身规定性,决定了这是一个运动过程。而且,十分显然,它的运动过程是以小说家的创作心理的运动过程,作为契机和凭赖的。于是,完全可以把形象生成的运动过程称之为“第二过程”,而小说家心理的运动过程则可以称之为“第一过程”。我在这里说的“第一”“第二”,主要指的是制约关系,而不是时序关系。因为,尽管由于制约关系的确定,已经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时序差异,然而,更由于这两个“过程”几乎是在同步状态之下进行的,其间的时序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确认为这是一种重合。于是,在这两个“过程”的同步重合之下,产生“过程”源的两个“运动”自然也在重合。其结果是两个“运动”的量与量的相加,因此,就愈益显示出“运动”所具有的强劲而鲜活的张力。毫无疑问,这“张力”源来自于小说家心理。于是,就足以推演出这样的动力逻辑:小说家心理→“张力”→“运动”→“过程”。如若将中间环节删减掉(当然,这是便于进行考察和描述而作的“删减”),那么,就可以昭然地看到小说家心理与“过程”的因果联接图式。     

巴乔和他的教练们

本案例的不确定领域是对球员上场决定权的控制。对于其中的两个关键行动者，即球队教练和球员来说，只有掌握了一定的自由余地，才能控制“由谁上场”这一不确定性领域。对于球队教练来说，“教练”这一特殊的身份所赋予的特权固然是一种自由余地，然而更重要的自由余地还在于由他带领的球队的战绩，更直接地说，即是教练本身的执教水平。如果他能在这一自由余地游刃有余的话，这对他出任“教练”一职的巩固作用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他就获得了对球员“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喜好，甚至是一些私人的情感来排兵布阵…     

“为政治”与“逃逸政治”:“公众化写作”与“个体化写作”——对“十七年文学”两种创作现象的解读

“为政治”与“逃逸政治”：“公众化写作”与“个体化写作”——对“十七年文学”两种创作现象的解读赵海彦一、公众化写作：文学直接“为政治”的真义十七年文学,是通常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个时期。其显明的时代特征是“为政治”。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