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积极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近些年,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逐渐走向深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三地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整体目标存在偏好差异、行政区划导致体制性障碍、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以及缺乏区域协同治理合作组织等问题愈发凸显.更好地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     

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的三个维度

雾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京津冀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关民生和发展.当前,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了由横向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阶段,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依然是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空气质量成为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要关头,打赢这场环境攻坚战,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协同治理京津冀雾霾,有三个实施维度——调整京津冀产业布局、 优化交通运输体系和建立京津冀"风道".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现状、治理难点及协同治理路径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整体空气质量形势严峻,偏重的产业结构加剧了大气污染的程度和治理难度。大气污染治理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面临治理成本较高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利益竞争以及生态补偿的缺失等影响了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基于此,需要建立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区域科技联动机制、协调区域政府间的利益公平机制、构建区域相关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从而实现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和协同治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经三十多年的谋划终于付诸实践,主要缘由在于“大都市病”与“区域病”同时并存,以及中央政府的适时妥善敦促。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是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和互补发展,促进首都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共同繁荣;核心问题是通过合理空间布局,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为首都“减肥”、为周边“增肥”;基本路径是以产业和功能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实现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通州产业发展思路研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发展一直是短板.从京津冀区域内的竞合关系看,通州产业发展的出路是服务业.笔者据此提出,通州产业发展的功能定位为"京津冀地区金融商务发展的新中心、北京文化创意发展的新中心、北京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孵化基地",产业发展总体构想是"高端引领,统筹协调,创新突破,跨越发展".最...     

京津冀产业协同战略研究

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战略, 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优势互补、 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的战略需要. 笔者阐述了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概念的演进, 分析了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提出了推进冀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阶段成效与高质量发展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在近年来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举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实现较大突破、一体化现代交通网络加快建设、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区域协同创新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进展等。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继续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是破解我国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重要实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首尔都市圈经验借鉴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本身就是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问题.然而,社会科学并没有现成的实验室,历史回顾和横向比较可能是最好的替代研究方式.笔者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区域竞争力、住房市场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通过与韩国首尔都市圈的比较,认识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构想.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笔者基于文献综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经历了起步、发展和全面深化三个阶段。科学处理人口压力、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态安全和战略内涵偏差是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行政体制障碍、空间结构不合理、制度安排有缺陷、区域发展缺规划、公共政策待完善、资源禀赋不足阻碍了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梳理产业分工、构建立体便捷交通、构造生态网络以及实现人居和谐等方面来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创新路径

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大致分为宏观战略规划模式、 项目化推进模式和联席会议的联动模式.当前,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行政分割化、 属地碎片化和市场失灵等问题,亟待充分发挥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各环境治理主体的作用.     

北京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进展与经验启示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超大城市和国家首都,北京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模式与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和借鉴价值.文章从公共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基层治理机制、公共安全专项行动、新技术应用、多元共治和区域协治等方面梳理了北京公共安全治理的一系列布局和举措,并进一步总结和分析了相关经验.对于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要在战略高度上进行研究和布局,扎实推进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紧密融合公共安全治理与城市综合治理工作,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     

北京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进展与经验启示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是国家公共安全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作为超大城市和国家首都,北京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模式与经验具有典型意义和借鉴价值.文章从公共安全政策法规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基层治理机制、公共安全专项行动、新技术应用、多元共治和区域协治等方面梳理了北京公共安全治理的一系列布局和举措,并进一步总结和分析了相关经验.对于超大、特大城市的公共安全治理工作,要在战略高度上进行研究和布局,扎实推进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紧密融合公共安全治理与城市综合治理工作,形成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     

推进京津冀成为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指示精神。京津冀地区通过顶层设计引领产业协同平台建设、通过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不断恢复和城市群创新网络的构建等加速建设世界级创新平台。京津冀城市群、北京新机场、天津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建设以及河北数字经济的发展等极大地推动了京津冀地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增长极。展望未来,期待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及生态城市建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宝坻区城市团发展构想

通州区+"北三县"设立为北京副中心后,宝坻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京津唐城市链上的重要节点,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以乡镇中心地为支撑,在行政区划内部划分子片区和培养子城市团,宝坻区主城区、林亭口镇和大白庄镇是三个子片区的中心,分别成为与廊坊市"北三县"、玉田县和天津市主城区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在宝坻区行政区划内形成"宝坻区主城区-林亭口镇-大白庄镇"三角形,作为宝坻区城市团的核心区域。宝坻区-蓟州区、宝坻区-"北三县"、宝坻区-玉田县之间在构建城市链过程中需要分别形成"豆荚"形、"双扇面"和"一主链+两辅链"的发展框架,以宝坻区为核心形成指状网络的发展格局。     

建设京津间快速通道推进京津冀城市圈一体化进程

2004年3月1日,中国市长协会在推出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中指出:在今后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目前我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三大组团式城市圈将不仅是我国新一轮财富的集聚中心,也是带动我国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平台.     

20世纪80代以来伦敦大都市治理改革的进程及展望

伦敦是著名的全球城市,不断革新的治理体系是促成其世界城市地位的重要制度因素之一.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伦敦治理过程的梳理发现,集权分权并重、政府与社会紧密合作,是其不断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治理变革主线,同时分析了当今城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并提出了未来治理的重要展望和改革方向.     

都市区中心城与次区域跨界协调发展探讨——以宁波为例

我国中央向地方政府、政府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分权,强化了地方政府社会经济的权限以应对激烈的竞争,但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间的政策选择阻碍区域发展。跨界管治强调打破各级政府间行政分割,促进要素和资源在区域层面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成为都市区治理的重要策略。现有研究关注跨区域、省域和市域的跨界管治,缺乏对都市区内部跨界管治与协调的关注。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宁波都市区外围地区呈现"离心化"趋势。如何降低都市区中心城与外围地区的行政区障碍,整合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的联系对都市区发展日益重要。在分析宁波都市区中心城与外围地区的跨界发展需求、管治协调机制和面临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促进都市区空间整合和协同发展的策略,包括建立中心城与次区域的规划体系和协调机制、构建多样化空间协调与互动发展模式、发挥社会资本项目带动与区域协调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安国市城镇体系发展对策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保定市发展带来了机会,保定市也为此作出积极准备,提出“城市向北”和“一城三星一淀”的重要举措。安国市是保定市辖区内发展较好的县级城市,在“大保定”南侧区域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国市可以依托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保定市南部的子中心城市,与西部的定州市相融合,成为保定市南部的“双子中心”,在构建“京津石三角形”过程中发挥节点城市作用。安国市的行政区划特征适合以同心圆方式进行城镇化,这需要以构建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主干交通线为前提,并在行政区划内构建辐射状的交通网络,将镇级中心地连接在一起,以“马蹄”形层级城镇体系为基础提升整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     

西班牙—摩洛哥边境的建构与治理研究

休达与梅利利亚地处非洲北端地中海南岸,是孤立在非洲大陆上的两个西班牙飞地。这两座城市的陆上边界活动与经济要素的流动,反映出摩洛哥与西班牙、欧盟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其建构与治理不仅影响着两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外交关系,也影响着欧盟的移民政策和欧洲—非洲关系,同时建构了独特且动态的边民认同。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空间有了新的变化。本文通过梳理该边境问题的产生与流变,分析其“双重性”“交织性”“波动性”等特点,进而指出,休达与梅利利亚的边境空间具有屏障功能、桥梁作用、认同建构、边境建构及其重构等作用,其对研究飞地边民认同、欧盟政策与欧洲—地中海关系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