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类型与发展对策研究

非正规就业现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力量,学术界对非正规就业类型有各种分类.从就业群体这个新的视角,可把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分为城镇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三种类型,通过对这三个群体的特点和非正规就业形式进行分析发现,三者都存在“自雇型”和“受雇型”非正规就业,但却存在很大的差别.高校毕业生倾向于通过自主创业或独立服务的形式主动选择非正规就业,属于“主动型”非正规就业.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属于“被动型”非正规就业.因此,要有效管理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城镇下岗职工的就业服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并激励和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探讨——以青岛市为例

严峻的就业形势迫使我国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就业因能够吸纳更多的就业者,被称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其门槛低,就业时间较为灵活,成为我国富余劳动力参与就业的一个主要途径。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员大多存在着文化程度偏低,从事的职业技能含量低,收入低,社会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文章认为促进非正规就业发展应从社会支持、政策支持以及市场体系等方面加以积极引导。     

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制结构的私有化大大刺激了城镇居民非正规就业的增长,从而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水平低、就业环境差,且缺乏社会保障,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非正规就业是某些群体被挤到低级市场的结果。非正规就业市场不等于低级市场,非正规就业规模的扩张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加深。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多主体博弈分析

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是一个多主体合作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各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支付能力、比较优势和受益范围,这就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相通但又有所区别的利益。通过分析政府与市场、政府与非正规就业者、市场与非正规就业者三种不同情境下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发掘出了影响非正规就业劳动力教育培训的主要因素,得到"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基本培训路径。     

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换而言之,低收入家庭居民和高收入家庭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中等收入家庭居民则倾向于正规就业。此外,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男性和城镇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非正规就业。     

由国外经验看我国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建设

在我国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却存在着严重缺失,成为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国外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尽快、合理地将非正规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综合国外经验和我国现状可以得出,我国现阶段可首先分层次、分批次的解决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问题,并最终实现"一元化"目标以体现公平正义。具体措施体现在:加强对中高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投保激励;引入对低收入非正规就业者的风险保障;实现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底线公平;坚持对社会保障制度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     

农村家庭非正规就业的代际传递性研究

非正规就业是当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9年农村数据,采用递归双变量概率模型对农村两代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的代际传递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两代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因素存在差异,但两代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也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子代的就业选择明显受到父辈就业状态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村子代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缺乏相应的独立性。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护的国际参照——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现代化推进的时空压缩特点,使非正规就业成为发展中国家部分劳动者主要的就业形式之一,如何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社会保护,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文献考察,笔者从维权到增权、行业组织化以及培育自组织等几个方面考察了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护的国际经验,为中国解决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护提供某些借鉴和参照。     

自雇创业还是雇佣就业——基于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考量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别以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了女性就业选择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相较于雇佣就业，自雇创业对女性收入波动的处理效应更显著；当收入阶层相近时，禀赋效应是女性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组间收入差异的主导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就业选择差异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低收入阶层的要素禀赋效应显著为正，仍无法摒除劳动力市场对该阶层自雇创业女性的歧视效应；但在中高收入阶层中，自雇创业女性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禀赋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就业选择差异引致的歧视效应弱化。     

作为一种社会隐蔽行为的存在：都市社会非正式就业人群的生存逻辑分析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成为都市社会的底层人群。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和1结构变迁不同,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社会中涌现的非正式就业人群是与全球化工厂就业体制密切相关的,他们从农村进入工厂就业,又从工厂退出成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者;他们生活在城市之中,却又因为制度区隔而生活在体制之外;作为一群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所特有的分割关系,赋与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独特的生存能力。     

女性非正规就业:现状与对策

阐述了女性在正规就业领域更易受排斥,公有和非公有企业存在雇用上的性别偏好等因素是导致女性劳动非正规化的成因,分析了这一就业趋向对女性经济参与方式和职业发展形成的影响,指出政府应加大对非正规就业的支持力度,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福利与完善保障政策,同时提出了建立反对歧视和排斥的平等就业法,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社会保护,为非正规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公共培训等有益的建议。     

非正规就业现象其积极意义

非正规就业现象一直是困扰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突出问题。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非正规就业现象进行理论分析;把正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从正面对非正规就业未来的发展进行分析。     

非正规就业与社会养老金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非正规经济是我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现象,作用很大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继续发展壮大,因此对于非正规经济不可能采取压制、无视的态度。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者因为所从事工作的"非正规性"而难以得到现存正式保障制度的保护,而世界各国的总趋势是非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式微,所以合理的取向是改革现有的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使之能覆盖非正规就业者,而这种"改革"并非单纯靠增加制度覆盖面就能够实现。一个可行的改革措施是引入社会养老金制度。这一制度不以缴费为前提,因而避免了所谓"非正规性"的掣肘。社会养老金制度的引入可以给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一个可靠的预期,并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增强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高这部分劳动力的生产力,同时可以发挥重要的缓解贫困的作用。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研究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研究不同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十分必要,有利于更好地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稳定工作。在分析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就业的行业特征基础上,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各行业之间关联关系对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就业的影响,进而研究各行业对不同教育程度就业者的直接和间接吸纳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建筑业和农林牧副渔等行业是吸纳高中及以下,特别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者的最主要部门,对高等教育程度就业者的吸纳主要体现在间接吸纳路径;吸纳高等教育就业者的最主要的部门是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面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断增加的新形势,政策制定部门需要采取相应措施来积极引导不同教育程度就业者,特别是大专院校毕业生的行业选择倾向,使之与国家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相协调,并对教育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统筹考虑。     

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探析

本文从劳动力需求和制度角度分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一方面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不规范 ,不能为求职者提供较好的就业环境和工资待遇 ,因而大学生不愿到非正规部门就业 ;另一方面受正规部门发展所限 ,正规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增长缓慢 ,正规部门职位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因此 ,必须规范非正规劳动力市场 ,增强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吸纳能力 ,以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非正规就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拓展

基于对先行市场经济国家非正规就业演进规律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中国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拓展与市场化进程的关联 ,并就我国现阶段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对策     

国外对弱势就业群体的研究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对国外弱势就业群体理论及其政策支持情况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主要从提高弱势就业者的就业能力、拓宽社会对弱势就业者的需求量、采取特别措施和相关法律程序保障弱势就业者实现充分就业等方面促进这一群体就业。这些积极的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弱势就业群体的就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对我国解决弱势就业群体问题也有积极的政策启示作用。     

互联网使用、技能异质性与劳动收入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使用已经逐渐成为劳动者的日常行为,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2sls等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劳动收入增加45.5%,加入就业身份、户口性质等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技能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技能群体的收入补偿效应更大,互联网使用使得低技能群体劳动收入显著增加53.6%,但是对中高技能群体的影响不显著。(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总体和低技能群体的工作效率,以及降低总体和中高技能群体的工作搜寻成本的方式影响劳动收入。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降低数字化门槛,更大规模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利用互联网搭建更好的就业信息平台,把数字技能纳入就业培训体系。     

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式对家庭生活福利的影响——基于陕西、河南两省城乡随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年陕西、河南两省城乡居民迁移状况随机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单位,按照家庭主要劳动力职业变更情况和居住(就业)地变更情况,将农户分为四种流动模式:本地农业生产型、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季节性乡城迁移型和城市居民化型.在对四种类型家庭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评价了不同流动模式对家庭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家庭不同流动模式均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但农村本地非农业生产型家庭和城市化型家庭收益较大,虽然临时性的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的收入,但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使得季节性就业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进一步指出促进富裕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村家庭城市化是提高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改善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福利的理想选择.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