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左传》引诗与《诗》的经典化

文章从“引用”修辞格的角度对《诗》的经典化进行了研究.从引诗体例来看,春秋时期语《诗》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系统,这一系统大致按国别进行分类,而不是按“风”、“雅”、“颂”来分类.最晚到春秋中期时,《诗》已经取得经典的地位,其经典化大致沿着礼仪用乐和言语交际两条路径进行的.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吕氏春秋》与墨学

《吕氏春秋》与墨学修建军《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清人卢文曾经认为：“《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他的根据是，“其《重己》、《重生》、《节丧》、《安死》、《尊师》、《下贤》，皆墨道也，然君子犹有...     

皎然《诗式》与盛唐诗学思想

张海明在《文学评论》2 0 0 5年第 2期撰文认为 ,皎然《诗式》是唐代重要的诗学论著之一 ,历来论者大多因皎然主要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而将其归到中唐来讨论。本文认为 ,皎然一生的大半时间在盛唐度过 ,其诗学思想的形成主要在盛唐后期 ,而《诗式》一书实际的写作时间远在其编定成书之前。考虑到这些因素 ,再将其与殷《河岳英灵集》、王昌龄《诗格》诗学思想进行比较 ,可以看出三者有不少相通相近之处。因此 ,与其将他属后 ,视为中唐诗学的前响 ,不如属前 ,当作盛唐诗学的殿军。皎然《诗式》与盛唐诗学思想…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诗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摹仿”的真实涵义 ,应是艺术对大自然创造过程本身的摹仿。这实质上是艺术家以出自心灵的形式之于创造材料的实现过程。因此《诗学》中关于诗的真实问题根本上不是诗人对现实反映的正确与否 ,问题在于诗人将其形式之于材料的实现方面是否达到整一、和谐 ,以体现出诗自身内在构成的可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     

《吕氏春秋》与吕不韦事件

吕不韦是投机大商人,同时又是善于搞政治投机的大野心家。他猎取贏利“无数”倍的“建国立君”的政治大买卖(《战国策·秦策五》),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战国策》作“食兰田十二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政治野心家的前身是游士,是春秋战国以来象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等等一类游士而兼商贾的人物。换句话说,这一     

《吕氏春秋》释名

一《吕氏春秋》及其篇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又《吕不韦传》:“吕不韦以秦之     

《表记》《缁衣》引《诗》考

<礼记>当中的<表记>和<缁衣>两篇共引<诗>42处,呈现出量大而广、反复引证以及喜引<风><雅>的引用特点.引<诗>过程中,方法多样,本义、喻义、断章取义,交织运用,为后世文学用典开辟了道路.     

诗与现实的矛盾——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形而上学》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提出了描述可能之事和普遍之事的诗高于历史的观点,看似与其《形而上学》中现实高于潜能、第一实体是个体的论断矛盾,实则二者源于共同的存在论根源,即世界的合目的性。通过对《诗学》的文本分析及其与《形而上学》的比较,这一矛盾得到了解决:诗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表现出世界的合目的性,通过描述可能和普遍之事,在可直观的范围内摹仿作为现实和整体的第一实体。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重评《吕氏春秋》

对《吕氏春秋》这部书,汉代高诱曾说“大出诸子之右”。但是近代以来,不少人认为它仅仅保存了一些哲学史的资料,从思想方面看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冯友兰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在“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时,《吕氏春秋》和吕不韦,更被罗思鼎等人强加以种种政治罪名:什么美化分封、反对统一,攻击法家、反对改革,等     

《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

《吕氏春秋》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智慧,是先秦政治思想的集成性著作;同时,也是开启西汉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表现为立君道护治道的利欲论、着眼政治操守和智慧的君臣论、接近德主刑辅模式的德刑论。《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是秦汉之际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反映,值得认真研究。     

《吕氏春秋》的生态观

《吕氏春秋》是先秦网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其中蕴涵颇为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本文从整体生态和谐、“法天地”的指导思想、生态循环、生态保护、生态技术五个方面对其作了梳理。     

《吕氏春秋》的认识论思想

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体系严整、内容丰富、哲学思想深刻的重要著作。在认识论方面,它主张“去宥”、“疾学”,注重主体修养,认为认识是个由“观表”到“熟论”的深化过程,强调“审名实”,“察传言”,别“疑似”,对如何判断是非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     

《吕氏春秋》的政治伦理思想

《吕氏春秋》是公元前240年秦相吕不韦与其宾客集体所著书。为给秦王朝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不韦等集腋成裘,采先秦百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以儒学为主的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系统。它是古人在面临新时代曙光时,以取长补短的文化综合主义,所建立新文化的第一个较成功的尝试。故研究《吕氏春秋》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实行文化的综合创新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会有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