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正儿论鲁迅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同时还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

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予鲁迅的崇高评价。什么是方向?敬爱的周总理说过:“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由此可知,所谓方向,包括着反对谁,为谁服务和由谁领导这样三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毛主席称誉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自然是指他     

论鲁迅与文化问题

鲁迅先生不只是一代文学巨学,更重要的,他还是旷代文化伟人。他是“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挺立在中国历史上光明与黑暗的急剧更替期,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期,创造与起飞的紧张预备期。“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不是局限于文学、艺术或其它某一专门领域,而是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骋目于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之恢宏天地,骋目于中国历史转折时期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来看的。所以,他又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老调重弹为哪般？——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读后

在笔者看来，韩石山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出版1是一本炒冷饭的书：书中的材料旧，观点也不新。当然，如果非要从这本书里找出“新”，也能找到。那就是作者韩石山对鲁迅的刻意贬低和打压。该书封面上有一句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在本人看来，韩石山先生对鲁迅的“最不认同”恐怕就是该书唯一的“亮点”、唯一的新颖之处。本来，鲁迅不是神，顶礼膜拜，显然不妥；但将鲁迅拉下神坛后，我们就可以对他任意贬低、随意打压吗？当然也不行。窃以为，批评鲁迅，可以，但心态要平和，下笔要公允。倘若作者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抱着贬鲁褒胡的心态，那他得出的很多观点就很容易失于偏颇。     

论鲁迅的心理矛盾运动

论鲁迅的心理矛盾运动盛文庭人是客观世界的存在物，任何人都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走完一生道路。“周树人”之所以成为“鲁迅”、成为毛泽东称颂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是因为他在人生道路上勇于和善于去克服矛盾，用他的笔“呼啸着前进”，追随了革命历史车轮的...     

学习鲁迅——坚持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鲁迅文化革命思想和他实践所及的丰富内容:一、鲁迅把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做为我国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并把它的严重性估计得很充分;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进行的犀利批判、持久斗争,是迄今没有一个人可以比拟的。二、鲁迅正确地解决了文化革命的主要服务对象问题——在他把农民问题做为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反映出来时,我们党还正在孕育和诞生。三、知识分子问题同农民问题一起是鲁迅作品中双峰耸立的主题。他尖锐地批判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从不忽视他们的作用。他认为文化革命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四、鲁迅非常重视学习外国的文明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并做了大量工作。五、鲁迅一生中对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及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从而形成了他正确的策略思想。他始终把握着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做为文化革命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的总方向。文章指出,自“五四”运动开始的文化革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经验教训充分证明鲁迅所开拓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为着建设民族的高度精神文明,鲁迅的方向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超验里的经验──论《故事新编》的象征意蕴

鲁迅是位深具现代意识的作家。已故的唐先生就曾敏锐地指出过他对尼采的“酷爱”和小说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这标志着他与“二十世纪新思潮的一种可贵的精神联系。“①这新思潮中，包括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派别，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等，而对鲁迅影响较大的则是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美国学者哈市就认为，“鲁迅抛开欧洲的现实主义派和自然主义派及日本的自然主义派”，“因为他根本就对现实主义技巧不感兴趣”，“他喜欢与象征主义有瓜葛”的一些作家②；荷兰的佛克马则指出鲁迅译介的作品中，“用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     

鲁迅小说的艺术辨证法

鲁迅很早就对辩证法有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这从他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科学史教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也自觉地运用了许多艺术辩证法。这是我国现代艺术创作非常宝贵而丰富的宝藏。这里略举数例,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更大的重视,共同进行更好的发掘和继承。一、逼真和传神逼真就是我国传统画论所说的“形似”,传神也就是我们传统画论所说的“神似”。在“形似”与“神似”这对矛盾范畴中,鲁迅首先是强调“神似”的。他说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最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义”(《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但是鲁迅     

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憎恶以及对传统罪恶揭露之深,使张扬“全盘西化”的胡适都为之黯然失色。鲁迅猛烈抨击“礼教与家族制度”的罪恶,揭露国民的奴隶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     

吕纬甫不是落伍者——《在酒楼上》细读

认为吕纬甫是“落伍者”,是“颓唐的悲剧人物”,这在现代文学界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鲁迅的好朋友曹聚仁先生认为,《在酒楼上》(以下简称《酒》)是鲁迅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因为“表现了中年人的情怀”。他认为《酒》是把真的鲁迅勾划出来了,他就是吕纬甫”。[1]且不说《酒》中的许多情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的经历(如: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弟弟早死,为祖母、小弟迁葬的事实及有关苍蝇飞了一圈又停在原地的议论),单就小说中体现的吕纬甫与鲁迅相似的思想看,就可以说:鲁迅就是吕纬甫。结论当然应从对文本的具体分析中得出。先从小说中的“我”…     

《日出》与《底层》结构艺术比较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地“拿来”。并说：“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鲁迅所说的“拿来”，就是指要勇敢地学习、借鉴外国文艺的优良传统。曹禺和鲁迅一样具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和勇气。他广泛涉猎西洋戏剧，用西洋戏剧的艺术经验，丰富自己的创作。他１９３５年问世的《日出》，深受高尔基近代剧《底层》的影响。因此，《日出》和《底层》在结构艺术方面具有共同的美学特征。两位作家都运用了崭新的结构艺术，就是“横断面”的描写。结构艺术起着组织安…     

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与其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少年时代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他过早地承受着疾病、死亡的沉重压力 ,他对于人生的第一感觉就是人性的冷酷与残忍。在当铺与药铺之间 ,鲁迅成为“示众”的材料 ,并形成“示众 /吃人”情结。这一心理情结影响了鲁迅人生道路的选择 ,并促成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鲁迅与弩机

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按照当时职责规定,“搜集古物事项”是他主管的一个内容,弩机就是他搜求古物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1915年1月28日的《鲁迅日记》里载:“夜杨莘士赠古泉六枚,又小铜器一枚,似是残蚀弩机。”     

“二马之喻”和“冰之喻”——略谈鲁迅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学的分途

“二马之喻”和“冰之喻”———略谈鲁迅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学的分途郜元宝１“新文学”即“心文学”谈鲁迅，必须指向鲁迅的心，否则谈的就是别人，不是鲁迅。那奇气萦绕的文章，那率性而为的行事，都显示着心性的深沉博大。鲁迅的活泼跳动的心，潜伏时像神秘的深的湖...     

"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研究至今拘囿在社会学层面上,其流行观点为“鲁镇”就是乡村,悲剧主人公就是“农民”。实际上,不论是从城市地理学还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鲁镇”都带有中国传统市镇浓厚的特征。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定璜就曾说,“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的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李欧梵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指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鲁迅小说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个以“…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正> 鲁迅是一位卓越的讽刺大家。讽刺艺术的运用,几乎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中,成为他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本文只就鲁迅小说运用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作一些探讨。一、讽人与讽世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的主要职能是揭露和批判,就是扫除社会的尘垢,拯救道德的沦亡,匡正思想的谬误。鲁迅对讽刺艺术有许多精辟见解,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把讽人与讽世结合起来。在我国古代讽刺小说中,他最为推崇的是《儒林外史》,认为其可贵就在“以公心讽世”,作者讽喻的是整个封建科举制度,不搞人身攻击,而“兼持公心,指擿时弊”,所以他认为这才是“足称讽刺之书”。鲁迅的创作实践也遵循“以公心讽世”的原则,这是他的讽刺艺术最重要的价值。     

波特莱尔《秋之歌》与鲁迅《死火》之比较

鲁迅的老友许寿棠说：“我觉得他感到孤寂”。不错,鲁迅是孤独的。波特莱尔也是孤独的。他6岁时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波特莱尔觉得父亲被出卖了,母亲对他的爱校出卖了,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他这样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①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还写着：“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议得忧郁和消极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②然而孤独却远远包容不下这两颗敏感、深途的灵魂——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鲁迅“冷藏”着他的“清热”。他在《热风·题记》中这样写着：“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的确…     

他为鲁迅精神的发扬而鞠躬尽瘁──纪念李何林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鲁迅先生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以华盖集续编·空谈》）李何林先生就是埋在我们活着人们心中的一个，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受人尊敬、崇仰、纪念。适值李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更激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我去鲁迅研究室报到，第一次拜会了李先生。他和蔼地跟我说：“编写《鲁迅年谱》的任务很重，正缺少人手，你来得正好，非常欢迎。”这次会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头脑清醒、思维严密、说话明确、干脆利落、既严格认真，又和蔼可亲。话虽不多，但份量很重。一方面使人觉得平易近人，另一…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在“无所属”中峭立——读林贤治《鲁迅最后十年》

有人认为,鲁迅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一步步被推上“神圣的祭坛”,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文化偶像。在当下中国大众的意识领域,鲁迅的确可以被这样评价。但是如果回到鲁迅本体,而不是着眼于鲁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就只剩下一架空壳了。如果,鲁迅是因为被误解、被歪曲后走上“神圣的祭坛”的话,对鲁迅而言实际上是极不公允的。鲁迅固然伟大,但是这伟大不关乎意识形态构筑出的使命般的阅读空间。鲁迅对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招牌”非常警惕。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警惕中,他反而在去世多年后成了意识形态最浓抹重彩的一个。这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