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未将古文经学生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王莽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辨析

王莽代汉与改制究竟以今文、古文还是兼取今古文经义为议论根据一直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和热点之一。过去往往对其行为的政治因素渲染有过,而相对忽略了其学术因素。其实王莽所立制度及行事,或据古文,或据今文,或杂取今、古文经义,并无一定。王莽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汉代儒家经书分今、古文,争立学官,互不相容。前人评价今、古文之争多难摆脱派系与门户之见,故作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褒贬和论断。古文经确有伪书、伪作,并非完全信实可靠,今文家对此怀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古文经全系“向壁虚造”也不对。秦始皇焚书时民间所藏的经书到汉代又被陆续发…     

《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新探

关于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旨趣,一般认为是争官学地位,并归结为争博士一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本文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古文学者向今文经学发难的根本理由,维护学术思想上的大一统格局,保持经学在政治生活中的独断权威,才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实质.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传统看法是两派对孔子和五经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本文认为,在尊奉孔子、崇拜五经等经学基本立场上双方并无原则分歧.文章重点从经典的字体、内容,对经典的理解及治学宗旨等四个方面对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作了具体分析.     

三国·蜀经学发展考论

三国是一个经学式微的时代。与魏国和吴国相比,蜀国经学更见衰落。然而,经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在蜀依然存在,并且缓慢地向前发展。通过钩稽现存史料,蜀国经学学者十二人,经学著作十五种;学术渊源既有师承今文经学,也有师承古文经学,还有师承融合今古文之经学;经学特点以今文为主,多元并存;经学发展由鼎盛走向衰微,由一元走向多元。     

汉代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

前汉中期以后,儒家内部的一个斗争就是今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师与古文经师大都是中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贵族。他们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今文经师反对盐铁官卖,古文经师也反对盐铁官卖；在世界观方面,今文经学谈灾异,古文经学也谈灾异。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基本上是禄位之争,是对古学官的位置的争夺。如果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有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今文经学中专讲所谓微言大义,即天人感应的唯心论神秘主义；而古文经学虽然也讲灾异,但比较注重训诂,神秘主义稍微减少一些。     

郑玄《中庸注》的诠释特色

号称今古文经学大师的郑玄,在注释《中庸》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版本校勘及文字训诂,具有鲜明的古文经学特色;而且注重引用五行说、谶纬说和公羊说以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具有鲜明的今文经学特色,成为兼采今古文经学的代表作,在《中庸》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经学”,有着各种不同的学派。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之后,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遂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又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东汉时,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只讲一经,拘守家法,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作为“私学”的“古文经学派”,却能博通群经,融会贯通,于是古文经学就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两汉的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在这“大混乱”的时代,融合今文、古文为一体,既不谈政治、又不谈思想的,正是一种烦琐的训诂学     

汉代古文经的应然使命:学术诉求与政治期望

古文经相对于今文经而言。今文经学独掌汉代经学的话语权,具有古文经学无法企及的政治待遇,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一直处于私学授受范畴的古文经学以其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独立不移的学术精神,踵继了先秦儒家的治世理想和道德情操,在今文经学逐渐繁琐以至堕落的西汉末期显得弥足珍贵。一批古文学家不再甘于古文经学的政治寂寞、学术寂寞,勇敢地提出自身的学术诉求与政治诉求,从而掀起了汉代的今古文之争。     

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经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西汉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论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西汉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魏晋时，王肃作《尚书》、《诗》、《礼》、《左传》注，立为博士。“王学”在其时占居主导地位。南北朝时，北方士族南迁。南朝盛行门阀制度，于是专讲区别尊卑亲疏的三《礼》之学大行。南朝经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并受佛教影响，把讲经…     

谶纬与东汉学术

东汉学术约略可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纬学.今文经从西汉即立为博士,东汉延续了前世的传统.古文经虽不立于学,却也甚受官家重视.不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地位都在谶纬之下.本文阐述了谶纬在东汉政治与学术中的作用、地位及其与今古文经学的勾连、纠结、融通,从一个侧面剖析了儒学在东汉时期的复杂思想面相.     

两汉《礼记》源流新考——从《郭店简与〈礼记〉》谈起

在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进程中 ,《礼记》的编撰过程一直是一个聚讼纷争的问题 ,本文试图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 ,辨析《礼记》之源流 ,提出一些自己的学习体会。作者认为 ,对两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能以为戴圣是今文仪礼学家就不可能辑取古文记。戴圣于今古文之争未起之时确曾抄传古文经纪并以之为今文家之学。但以现存文献仍然无法确知戴圣是否曾将所传之记辑定成书。作者更倾向于认为 :今本《礼记》四十九章是辑自东汉礼家之手。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重探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

<正> 近几年来发表的讨论王莽改制评价问题的论著中,部分学者在论及王莽改制产生的条件时,断言它“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产物”,“纯粹出于(王莽)个人谋王夺国、逞欲显威的政治野心”。在这种观点看来,王莽改制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是王莽的个人欲望或是主观条件起了决定作用,倘若当时没有王莽这个人,也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制事件。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不符合历史实际。     

角色错位的悲剧──评刘歆

刘歆是西汉末年最负盛名的一位学者，在目录学，古文经学等领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如果他不慕高官厚禄而潜心学术，他会留给后世更多的成果。然而，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与他对官位的热衷，促使他走上为王莽篡汉服务的道路，最后，又使他在灵魂的自我拷问中参加诛杀王莽的改变密谋，并以自杀结束悲剧的一生。     

从汉唐间限田思想的发展变化看王莽的王田制

<正> 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研究,若干年来一直引起史学界不少人的兴趣,但是智者见其智,仁者见其仁。肯定王莽的意见固然有其理论和史料上的依据,而否定王莽的意见亦复如此。不过,这两种意见都没有把王莽改制的理论及其具体政策,放到封建社会里与其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去作宏观的分析和评价,因而有些问题就看得不太清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以期从一个侧面对王莽改制谈些看法。     

玄学略论

两汉重经学,西汉主要是今文经,讲微言大义;东汉主要是古文经,讲章句训诂。不论西汉与东汉,推崇的都是周公、孔子之道。周孔之道,用魏晋人的话来说,就叫做“名教”。名教讲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以忠孝为核心。东汉讲章句训诂,和西汉讲微言大义一样,都十分烦琐,说一个字,往往至万言,或数万言。烦琐哲学是不会长久的,两汉人的经说,极大部分失传了。东汉末,经学有两位大师,一个叫马融,一个叫郑玄。郑玄是集今古文经学大成的人物,马融是郑玄的老师,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过老师,后来学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刘歆、王莽与《周礼》关系之再探

在《周礼》研究中,刘歆、王莽与《周礼》的关系问题无疑有着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来看,《周礼》显然并非刘歆为了王莽篡权而伪造的著作。但刘歆、王莽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相同。刘歆开始对于《周礼》并不重视,因此,在其争立古文经学的时候并未提及《周礼》。到了王莽居摄以后,受到王莽的影响,刘歆才开始重视《周礼》。也就是说,《周礼》虽然由刘歆重新发现,但其真正对历史发生影响却在于王莽的政治实践。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