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的形象应作如是观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叙事诗,是乐府发展的一个高峰。刘兰芝、焦仲卿等艺术形象的塑造直接关系到这部作品主题以及艺术价值,值得探讨,在多年以前,李嘉言、孙殊青等人曾对焦仲卿的形象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笔者于此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想对刘兰芝的形象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关于刘兰芝的形象,传统的观点认为:她是一个永不向压迫者、不向恶势力屈服、与封     

透析《孔雀东南飞》的主题及人物形象

本文从美学角度通过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典型形象及其反抗的悲剧性格的发展 ,揭示出仲卿和兰芝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幸福 ,是美的表现 ,因为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相反 ,焦母、刘兄棒打鸳鸯 ,扼杀了仲卿和兰芝的幸福 ,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 ,是丑的象征。文章通过兰芝这个闪耀着广大人民群众审美理想的光芒的女性形象 ,揭示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社会的悲剧。同时阐述了作者把典型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环境中加以描写 ,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展现人物的独特的精神面貌等。     

略论刘兰芝叛逆形象的意义

略论刘兰芝叛逆形象的意义刘冠军《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集中。这首诗为后人所叙述的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刘兰芝本是一对恩爱无比的夫妻，由于焦母专横，刘兰芝被无辜责斥而遭休弃；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其不幸遭遇又接...     

试论蒙古史诗蟒古思形象之“美”

蒙古族英雄史诗往往包含两个重要对立形象——"至善至美"的英雄和"至恶至丑"的蟒古思。然而"美"并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美"的理解千姿百态、因人而异。本文通过对蟒古思形象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分析,深入探讨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丑"与"恶"的存在的蟒古思,如何能成为"美",怎样成为了"美"。在充分认识了蟒古思形象的内在美与外在美之后,从两方面阐述了其由"美"到"丑"的因由。     

从妥协走向反抗——论刘兰芝形象的时代特征

一个高度概括生活的典型艺术形象,由于它蕴含的丰富深厚,所以它能给人们提供多维的印象,多极的思考,具有更多的审美价值。可是,艺术形象的复杂性,有时也会造成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形象。人们对这首长诗的艺术性,古往今来,态度明确毫无异议,甚至尊其为古诗中的“长篇之圣”。对诗歌的思想倾向,对刘兰芝的形象,却见仁见智难有持衡之见。《汉诗说》称“此诗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后人作节烈诗辄拟之,更益以纲常名教等语,遂恶俗不可耐”,这已反映了古人看法的相左背迕;今天,人们对作品、对刘兰芝形象的认识仍有差异分歧。这恰好说明了长诗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有着耐人咀嚼的深刻内涵。 一 这首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规模宏大的长篇叙事诗,诗歌用更为精细的笔墨,从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出发,从容地塑造了刘兰芝这个性格发展变化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长诗中的刘兰芝应该首先是一个悲剧的形象,其次她的反抗也有着曲折发展的历程,只是当她被现实生活逼得无路可走时,对理想、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时候,才表现出极为可贵的反抗精神。这样诗歌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使这个人物显得血肉丰满,更重要的能使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庄子笔下人物形象的残缺美及其成因

《庄子》全书塑造的人物形象,既庞杂又独特,其中刻画的残疾人形象比较多,这些残疾人形象独真、独善、独美、独立,映照社会现实,反映了庄子对人生的迷茫和痛苦思考。这些残疾人形象从精神上超越了其残缺肌体本身的意义,至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理解庄子人物"残缺美"的含义,不在于从人道上或是法律上给残疾人什么噱头,而在于从文学作品艺术形象、语言表达、结构要素和意蕴旨趣等层面辩证地审美,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挖掘残缺美在人类文化空间里独特的美学价值,从精神上给现实的残疾人以力量和指引,给形体健全而心灵残疾者以警醒,从更高层次上揭示残疾人的内在精神美。     

略论水工程的美学价值

水工程是人类为兴利除害而自觉创造的成果,除了实用、安全的要求之外,还应当遵循人类创造的基本规律——"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水工程有着不同于一般工程建筑的特殊性,衡量其美学价值也应当从水工程自身特点出发。中国历史上的水工程,因距离统治阶级的直接享受较远,在美学价值方面一直不受重视,新时代的民生水利要求自觉追求水工程的美学价值。构成水工程美学价值的主要元素有:水体的形象美、水工程建筑物的美、附属物的形象美、工程与环境的谐调之美、地域文化之美、水工程管理中的形象美。     

刘兰芝悲剧形象的审美意义

刘兰芝生活在悲剧性的环境中而成为了悲剧人物,这一悲剧形象的美学价值在于她对悲剧性处境的抗争,体现了外优美、内崇高的中国文化的特质。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论刘兰芝形象的美学意义

建安时期,来自民间的以反封建为主题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在两汉时期叙事诗发展的文学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朵奇花。它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被后人誉为“古今第一长诗”〈沈德潜《古诗源》〉,并被誉为“长诗之圣”〈王世贞《艺苑扈言》〉。这朵奇花的最奇之处,就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极富美学意义的形象——刘兰芝。刘兰芝是一个既具有外美,更具有内美的完美的妇女形象。她的美学意义是通过她的整体形象体现出来的。     

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

柳宗元永州山水文本内涵一个“发现—改造—提升”的模式 ,彰显了自然美 ,使其价值向人充分展开。以审美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改造自然美是永州文本为中国文学提供的新内容。文本中表现的自然美有形象美、幽静美、品格美和生命力之美。柳宗元的美学观具有辩证性和深刻性。他的山水诗文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精神资源     

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

西方现代悲剧理论强调悲剧对象的审美价值而忽略其道德价值 ,并将悲剧冲突的根源指向人的内心矛盾。由此出发重新解读《史记·高祖本纪》 ,我们就会挖掘出一些新的内涵。司马迁是按照人性的逻辑来写人的 ,因此刘邦的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真实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悲剧个体来加以研究。同时刘邦的一生是一个被异化的人的生命悲剧 ,在欲望驱逐下他不断地追求 ,但功利心与道德心的二律背反、功成业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刘邦的形象展示了人类共同的尴尬处境 ,具有深邃的哲理意蕴     

以我观物借题抒意--解读李贺《马诗二十三首》

以苦吟著称的中唐诗人李贺在前人咏马的基础上,集中笔墨写下了优秀组诗<马诗二十三首>,借马抒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马诗>.即"囿我"的悲剧情结与"类我"的悲剧意象,<马诗>之特质--比兴手法的运用,<马诗>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性格与智慧的制约——贾平凹与德莱塞笔下悲剧性人物形象比较研究

刘高兴与赫斯特伍德分别代表了《高兴》与《嘉莉妹妹》两部中外作品中的“失败者”艺术形象.尽管他们在社会地位、文化教养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表征上的类似,然而,他们的悲剧性命运模式却有着类似的诱因与发展逻辑,显示了性格与智慧对人物命运轨迹的重要影响.     

从人物临终语言看《史记》的悲剧美

在《史记》中司马迁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思考着天人共参的历史时势下人的本质悲剧,并以历史人物的临终语言作为中介,从悲剧主角、悲剧态度、悲剧效果、悲剧内涵、悲剧根源等不同角度成功地展示了《史记》特有的悲剧美,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中国人的悲剧力作。     

无法调和的悖论——论刘邦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历来为世人所称叹,但对其悲剧的界定,多体现在悲壮人物身上,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基本特点,以惨烈的结局深化悲剧主题。基于黑格尔对悲剧的诠释,力图从冲突对立的矛盾双方入手,于双方的对立依存关系里寻求悖论的依据;且以刘邦为悲剧原形,以世人对其"无耻"和"大度"的评价为着眼点,既揭示其成功来源于"无耻"和"大度",又指出其失败亦归结于"无耻"和"大度",进而探讨个体在无法调和的悖论中所彰显的悲剧内涵。     

美在文心——刘勰文学观探微

《文心雕龙》确有以“文章”(美文)为文学的观念,但“文学”仍与写作有不解之缘。古代文论中体现的是古代文人学士的文学观,重视学识和经验规范的传承。通过对所谓“采”、“美”、“文章”、“文学”等概念以及相关因素的考察,剖析美文的构成,评说美文文学观的理论意义。刘勰推崇“(心)宰”、“性灵”、“情志”的创造力。“心”美是人之灵慧和生命意义的体现,是“文”美的核心;学养能提升主体素质、“有助心力”,也是“文心”之美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心雕龙”的题名意谓“美在文心”。认识其宗旨不仅是对刘勰文学观认识的深化,也有助于了解文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论李商隐审美思想的多样性

李商隐悲剧的身世铸就了他悲剧性的意识,反映到诗歌里便化为一种悲剧的感伤美。就诗风 而言,李商隐诗歌是以\     

略论杜甫诗中劳动妇女形象的悲剧美

以对《石壕吏》、《新婚别》、《又呈吴郎》三首诗歌来解读杜甫所塑造的老妪、新娘、寡妇三种类型的劳动妇女形象,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劳动妇女形象所体现出的一种在苦难生活中诞生的坚强生命的悲剧美。     

柳宗元谪居柳州文心发微

柳州四年是柳宗元一生的最后阶段,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尽管他在这四年的仕宦生涯中仍持守"辅时及物"之道,但终因长期的弃置使他内心几近绝望,故其创作风格既表现了犹待时用中的孤峭哀怨,又展现了人生大迷惘中的幽郁凄婉,这两种浓烈的悲剧性体验,使其人格和作品具有重要的悲剧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