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辩更需要理性与包容——从60年前贝德士与邓嗣禹的争辩说起

1951年亚洲历史年会上,贝德士评论邓嗣禹论文《欧美中国史中的基督教僭妄》,引起邓之不悦.会后,邓寄给贝氏措词尖锐的信函,要求其作建设性的批评.贝氏在回信中既表示歉意,同时坚持自己批评的要点；并希望在印第安纳波利与邓晤谈,消除双方误解.30年后,邓在美国同贝氏先生的弟子章开沅教授畅谈时,对贝氏流路出真情实意的敬佩.面对目前国内学术批评失序,贝德士与邓嗣禹这样充满理性与包容的良好人格与学术风范,确实弥久而愈珍.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

西方汉学经历了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学的转变。考察这种转变,必须将西方汉学置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做出客观的、理性的评价。鲁惟一是西方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和简牍学家,是英国传统汉学的代表性学者,是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鲁惟一的学问,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也深刻地打上了时代烙印。当今西方汉学,出现了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学合流的趋势,要引起重视并注意保持警惕。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宁夏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荣获国际汉学最高荣誉“儒莲奖”

正2013年,宁夏社会科学院迎来了学术研究方面的重大喜讯,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荣获国际汉学最高荣誉———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儒莲奖"是为纪念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先生而特设的国际学术大奖,在国际汉学界具有重要影响。该奖始于1875年,由法国法兰西学院每年在世界汉学范围内评选一位成就突出的学术大师,隆重授奖。这是国际公认的汉学界最高荣誉与奖项,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135位在国际汉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先后获此殊荣。这一国际     

《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华裔学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西欧天主教人士在中国创办的面向西方的汉学杂志,至今这本杂志仍然位居当代国际汉学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之列.这份杂志发展的最初时期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在13年的前期历史中,尤其得益于辅仁大学一些著名学者如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等人的鼎力支持.<华裔学志>在其前期历史中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不仅具有时代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华裔学志>试图继续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以其关注中国古老文化的"纯学术性"来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

美国是当下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其汉学领域作为现代汉学的源起与中心,不仅学术机构颇多,而且知名学者辈出。目前,该国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业已从20世纪中叶曾隶属于地区研究的边缘研究,逐渐转变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特色与独立定位的专业领域,进而成为海外“中国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显学”。     

发现、理解和贴近——白诗朗:《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

我们经常可以在汉学研究的书籍或论文中看到对白诗朗(John H.Berthrong)《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化》(All under Heave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书的简短评论或引用,幸运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将本书作为"文明对话"丛书之一加以出版,我们终于得以窥见白诗朗关于儒耶对话的思想全貌.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道与器:关于“律”的文化解说

《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语,或可解读传统中国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鉴于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之间的渊源关联,从而赋予法律"法天之学"和"精密计算"的精神品格;承袭早期中国的法吏传统,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和战争的特殊背景,这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计算性特征的律,满足了帝国集权统一与行政科层组织的需要;伴随秦汉时期儒法帝国的最终形成,律与礼义、道德、情理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的基本特征。     

柯斯莫《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述评

在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先秦史》第十三章《中国前帝国时期的北部边疆》中,柯斯莫的以下基本观点值得肯定:一、从欧亚大陆的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一大背景来考察中国北方地带的游牧人群出现。二、由于兼营牧羊业和农业的社会群体在中原和游牧区之间充当"缓冲器",所以中国古籍中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对游牧人的记载。三、中国北方地带是一个众多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地和多个族团的栖息地。它的游牧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柯斯莫界定的"北方地带"的范围和分期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他所臆想的狄人和戎人在北方地带自北向南的大更替、未加具体分析就误判"最早的匈奴式"遗存的做法,以及对战国以前北方地带主体居民为东亚蒙古人种的忽视,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柯斯莫对外贝加尔和蒙古东部地区的独特文化注意不够,而且只谈自西向东的文化影响是有片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