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公共阐释论与存在论阐释学的分歧和互补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及中国古代阐释学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从正反两方面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支撑。不同于存在论阐释学以现象学原则和存在论层面的生成性真理为根基、以个体的当下感受和经验为阐释内容、以理解的开放性和无定解为阐释效果,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和共识真理为前提、以共通性的公共理解为内容、以阐释确定性和最大范围的公约性为阐释有效性的标志,其目的在于以公共理性检视和规范个体阐释,弥补个体阐释在阐释效果公约性和有效性上的缺陷,彰显文本阐释的公共性认知功能,履行文艺回应社会的责任。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理论敞开

<正>阐释的公共性问题是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提出的重要的阐释学原则:"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生成和存在,是人类相互理解与交流的需要。阐释是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而居间说话的。"(1)在这个理论论述中包含了如下几方面的含义:首先,把阐释活动与社会公共行为结合起来,阐释不仅仅是西方早期阐释学意义上的文本阐释,也不仅仅是本体论或工具论意义上的各种专门文类的阐释,还是广泛的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公共行为;其次,强调了作     

诗歌意识与诗歌文本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形态，它不单以文学艺术的一种“固体”文本存在，而且深入人的精神内部，形成较为稳定的作用于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诗歌意识。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诗歌为语言外化并且进入了社会信息交流的范畴。诗歌文本为人类对诗歌艺术走向共识提供了实在的依据，它无疑是诗歌文化研究最本质的对象。由于诗歌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它虽来自人类的诗歌意识，但并不能充分反映诗歌意识的全部内容，我们必须注意对诗歌意识独特性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认识诗歌文本。一、诗歌意识的文化意义诗歌意识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     

文本阐释与意义解读的理性阈限——兼论建立一种文学批评“公共阐释”的必要性

文本意义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任何文本阐释均具一定限度,该限度虽不可明晰定义但却实存于文本阐释之中并可理性预期。文学阐释的开放性同样须顾及作品可预期的意义边界,以其阐释限度的自觉来确保阐释活动的合法性。当代文学批评问题的一个突出的阐释学征象在于:对作品的多元价值判断往往覆盖了文学阐释应有的理性底色,在阐释的不断翻新中,作品"意义"变得无际无涯,泛化的阐释最终导致对文本意义的疏离。鉴于此,文学批评须重提阐释对自身的理性要求,通过建立一种具有话语规约性质的"公共阐释"增强意义阐释的有效性,由此彰显其批评活动应有的内在尺度与话语空间。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论《公共阐释论纲》中公共阐释的基本维度

我国学者张江发表《公共阐释论纲》,力图解决统一性的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公共阐释论纲》在阐释者的主体性、阐释的时间性、阐释结果的有效性这三个维度上,通过考察当代阐释学的基本主张,批判性地建构了公共阐释论。该理论以新康德主义理性的主体性内涵为基础,为阐释者的主体性规定了公共理性内涵;以伽达默尔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效果历史主张为基础,为阐释的时间性规定了历史统一性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为阐释结果的有效性规定了社会接受性内涵。     

“公共阐释论”与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空间性、同时性——论“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的内在关联

在"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这就是审美活动作为流畅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视域。在这一前牵后挂、晕圈化的愉悦过程中,审美主体始终指向审美对象,且这一时间意识是由审美主体与特定的、高度固化而不可能进行化约、改易的构成艺术作品诸因素之间的空间性关系所奠基的。西方当代文论中的"强制阐释论"倾向就是以科学主义的无时间性、非时间性来僭越审美活动的时间性,取消了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流畅性及其空间构成的固化。就"公共阐释论"而言,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性的针对文本的审美活动,都会呈显原发性的、前反思的、前理论的公共状态,而且这一公共状态的内在机制正是"同时性",也就是高度固化的、时间意识相位完全一致的审美活动作为域状时间在不同审美主体之上的演历,文本自身的意蕴与阐释活动自身的意义皆然,审美共同体的产生正是审美时间视域的再生产。     

公共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

公共理性范畴是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展开其内涵的,霍布斯、卢梭、康德等思想家对公共理性范畴都曾有论述,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理解做出符合现代民主宪政精神的阐释.在当代,公共理性具有双重认知维度,即公民自我理性和公民社会理性.公共理性以公民自我理性的认知维度为出发点,其最终取向是社会理性维度,目的在于寻求沟通、实现合作、达成共识、塑造公共话语平台.     

论全球性与人类公共伦理

全球场域“双重结构”中的人类交往,凸显多元行为体的相互建构、共同演化以及共同走向“类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全球性是这一进程的产物,核心特征是重视人类本位以及人类交往的“非中心化”。开启人类公共伦理讨论,指向的是构建基于全球性的公共性伦理框架,维护全球场域的公共性和多元行为体的合作共存,发展彼此承认、承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集体行动策略。因全球性彰显的“类本质”,全球治理成为推动人类关系“再造”以及人类主体重构的“人类治理”,构建人类公共伦理并推动伦理内化则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以及人类关系重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