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礼教思想与礼仪制度的系统把握

古代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仪"的完备其实是在周代完成的.周礼是兼顾天人、敬神化民的产物.周礼虽然承担着"敬神"的职责,但更多地扮演着"修身""齐家""治国"的角色,体现着"神道"向"人道"的转移.周代的礼教思想认为,"礼"者主"敬";作为维护宗法等级的规范,要求卑者尊贤而"义",尊者慈爱而"仁",进而实现"十顺";"礼"别异而"乐"统同,所以"礼""乐"相辅;"礼"是有节制地满足人欲的理性规范,所以"理""欲"相兼.在形成丰富深刻的礼教思想的同时,周代诞生了繁复齐备的礼仪制度.《仪礼》和《礼记》规定、阐释了周代礼制的纵向系统:"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周礼》描述、揭示了周礼的横向系统,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周代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无所不包的礼制之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顺鬼神,合人心,理万物"的根本保证.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

即兴徒歌是诗歌最初的艺术形态,随着音乐日益成熟,祭祀典乐实践成为诗歌发展的契机,诗歌提升为典乐综合表意体系中的主角,确立了"歌奏舞"统合的祭祀典乐演诗体系.周人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诗在周代典乐制度提供的广阔政治空间里实现了演诗体系的建构,成为承载周礼政治内涵的重要媒介,由周代完备的乐官体系典掌的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同时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周代典乐制度规定了<诗>的表现形式与内涵,这是周代典乐政治赋予<诗>的特殊意义.     

试论周代雅乐制度

周代的雅乐制度体现了周人的礼乐等级，其目的是维护周代王室及宗族的权威地位。周人的雅乐制度中，乐悬是其核心。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周代雅乐制度的成熟要追溯到西周中期。     

"雅乐"之美学意义原始

"雅乐",有学者认为是指正统的音乐,即无论是从审美意蕴看,还是从审美表达看,都符合礼乐规范,能体现儒家所极力称颂、和士大夫政治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政治伦理教化审美观念的宫廷音乐,即所谓的"古乐"、"先王之乐",这种音乐一般都在祭祀活动和朝会仪礼中采用.有的学者则认为"雅乐"即<诗经>中的<雅>、<颂>.应该说,这些看法是有问题的.实际上,"雅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也并非仅指音乐.     

"成于乐"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

在儒家思想里,"乐"指快乐,也指音乐、以音乐为代表的宽泛的艺术."乐"对培养人格理想和实现政治理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乐"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     

中古乐府诗“四时歌”的音乐生成——兼论作为方法论的乐府诗四时意象

中古乐府诗中的"四时歌"是一组包含四种调高(或调式)的套曲,"四时歌"即是"四调歌",具体而言,"春歌"即"角调歌","夏歌"即"徵调歌","秋歌"即"商调歌","冬歌"即"羽调歌"。南朝音乐文学中,由于"五音配五行""四音配四时"等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精神的支配,同时由于礼乐制度上重建汉代"四时迎气"郊祀礼乐仪式的需要,"郊祀四时歌"率先生成,并且使得"四时歌"演奏模式成为经典的雅乐演奏模式。随着吴歌西曲逐渐进入宫廷,《子夜》《白纻》等民歌形态的歌曲借助"四时歌"雅乐演奏模式完成了雅化,形成了"清商新声四时歌"。"十二月歌"演奏模式是对"四时歌"模式的进一步扩衍。从南朝到隋唐,乐府诗中的四时意象和四季描写,与"四时歌"的演奏模型以及"四音配四时"的审美文化心理息息相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我们解读当时的乐府诗的音乐信息,提供了相应的考察依据。     

礼乐的文化渊源与功能整合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礼乐起源于上古,至周代趋于完善。礼强调差异,讲求秩序,意在确定人伦规范建构社会的等级关系;而乐则讲求旋律,强调和谐,试图诉诸情感,实现人际关系的良性交往。二者有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但是在封建社会,经过儒家的整理和组织,将礼与乐合二为一,试图借此实现家族、社会以及政治的和谐。礼乐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张载“为天地立心”释义

张载"为天地立心"是"四为"中最根本的一句。"天地之心"是指天地"意之所向",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人心、仁心、天德良知;"为天地立心",即儒者应该肩负起为社会确立以善为核心的道德文化价值的历史使命。往哲先贤所努力倡扬的"仁民爱物""天下为公""明德至善""民胞物与"等,都是"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是一种实学,需要人们努力担当起呼唤道德自觉和社会良知的历史责任。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创作与采集

《诗经》文本从汉代以来成为儒家的经典,也是历代风化天下的法宝,而随着其音乐的消亡、演奏功能的丧失,其礼乐文化意义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诗经》中诗歌的产生和它的流传与周代礼乐文化息息相关,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它催生了一大批服务于礼乐仪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因各种祭祀需要而创作,或为歌功颂德而出现,或因政治功用而产生并纳入礼乐系统,又因为礼乐文化的需要,使周代的诗歌得以采集、保存和传唱。     

简论封建与周代礼治

封建是周代政治关系的基本框架 ,也是先秦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渊源。与宗法的“亲亲”精神不同 ,封建把政治等级建立在血缘与类血缘的基础之上 ,视政治关系高于亲情关系 ,其内在精神是“尊尊”。秦汉以后 ,封建虽逐步被郡县取代 ,但其内在精神并未消失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乐者"何以"乐也"——审美活动与道德自觉的内在逻辑

《乐记》指出：“乐者,乐也”。音乐何以同于快乐？从《乐记》对音乐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乐源自于音,音源自于声,声源自于情,情源自于性,性归于善,尽善为仁,君子以得仁以为乐。所以由快乐的内心向外表达就是音乐之所出（即创作）,其逻辑路径为：乐（快乐）——仁——善——情——声——音——乐（音乐）。音乐向听者内心渗透就是快乐之所归（即欣赏）,其逻辑路径为：乐（音乐）——情——善——仁——乐（快乐）。作乐者由快乐的仁心发端为动人的音乐,鉴赏者再由动人的音乐开启快乐的仁心,以此建立起儒家视阈中审美活动与道德自觉完美的内在逻辑。     

周代颂乐刍论

以古文献为依据,结合周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诗经》三颂的祈祷性质,探讨颂乐的特点、社会文化意义.《颂》乐一般只用打击乐器与管乐相配合而形成"金石之声",乐声较为低沉、舒缓、庄严;它的标准原则是和平中正,庄重肃穆,强调教育意义,追求社会政治的最高"和谐".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试论儒家与道家音乐思想的和谐互补

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观对中国音乐审美观念和风格的形式发展有重大影响,儒家音乐思想是入世的,道家音乐思想是出世又入世的,儒家主张"乐以载道"、"乐与政通",道家所长"大音希声"、"通神养生";儒家追求"中和、善美",道家追求"自然、希声",儒道互补的音乐美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绵延不绝的民族和谐之音。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