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孔子庙碑

<正>鲁孔子庙碑,曹魏黄初元年(220)刻。碑高2.34米,宽0.93米,厚0.25米。该碑上呈三角形,有穿。篆书题额"鲁孔子庙之碑"六字。碑文为隶书,22行,行20字。碑文记曹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使奉祀孔子,修理孔庙等事。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贾使君碑

<正>贾使君碑,又名贾思伯碑。北魏神龟二年(519)刻。碑高215厘米,宽84厘米,厚20厘米。原存兖州,宋绍圣三年(1096)、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两度湮而复出,1951年移入曲阜孔庙。额饰浮雕龙纹,题"魏兖州贾使君之碑",正文记贾思伯兖州任内政绩,笔法高古,结构精绝,为著名北魏碑刻之一。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张猛龙碑

<正>《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年)刻,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碑高2.24米,宽0.9米,厚0.24米。碑文26行,行46字,其内容为颂扬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学事迹。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十列。其书法精美端丽,劲健雄俊,为著名北魏碑刻之一。     

《西门大夫庙记》碑

《西门大夫庙记》碑原立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北丰乐镇东的西门大夫庙内。西门大夫庙约始建于汉代,据记载,北齐、宋、明等朝又先后几次加以修葺。庙宇今已不存,但基址仍明显可见。现有宋、明、清三代撰刻的石碑。《西门大夫庙记》碑,一九六三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的拓本曾于一九七四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象石拓片展览赴日本展出,因此驰名于中外。碑文为研究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在原庙址上建楼妥为保护此碑。     

鲁相谒孔子庙残碑

<正>鲁相谒孔子庙残碑,始立年代不详。碑残,高1.04米,宽0.85米,厚0.26米。碑文为隶书,已漫漶不可读。今存右侧八行,行十一字。碑侧有唐贞元七年(791)杜廉等人题记。此碑自宋代即定为汉碑,《金石录》作"汉鲁相谒孔子庙碑"。《隶释》据残存文字内容定为"鲁相谒孔子庙残碑"。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文宣王记碑

<正>文宣王记碑,宋淳化二年(991)四月立。碑高1.42米,宽0.7米,厚0.15米。碑文为隶书,记给事中徐休复奉宋太宗之命祭拜孔庙之事。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苏吉碑》纪年及其记录的“十姓回鹘”

《苏吉碑》,属于突厥鲁尼文碑刻中的墓志铭。该碑第1行开头部分,学界公认读作uyγur"回鹘"。但根据图版,uyγur之前有W N二字,此处实应读作on uyγur"十姓回鹘"。《苏吉碑》应属于回鹘碑文,纪年大约在8世纪60年代中期至9世纪初。《苏吉碑》墓主虽自称黠戛斯之子,但并不属于击溃回鹘汗国的黠戛斯征服者,而是具有黠戛斯背景的回鹘汗国人。十姓回鹘当指漠北时期回鹘汗国的核心部族回鹘部。     

敕建端木堂记碑

<正>敕建端木堂记碑,元至正十年(1350)立。碑高254cm,宽80cm,厚17.5cm。记敕建端木堂之事,碑阴有题名。1956年发现于曲阜城东旧县村,1964年移入孔庙,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尼山书院碑(拓片)

<正>此碑立于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陈绎曾撰文、李彦博书(正书,29行,行最多102字,全文2208字)、任择善篆额(篆书"尼山书院碑")。郝宝宝闾等建。原石高320厘米、宽110厘米、厚35厘米。位于尼山孔庙大成殿前西侧北石。拓本310厘米×95厘米,无额,曲阜师大馆藏拓本编号74。《山左金石志》卷二四著录,附注"碑阴上下两层官吏姓名,凡九十四人"。明刘濬《孔颜孟三氏志》卷二、明陈镐撰孔弘干续《阙里志》卷九、明戴光等纂《邹县地理志》卷二、骆承烈《石头上的儒家文献》、     

哈密地区碑刻述评

哈密自古以来是西域通往祖国内地的交通要地，素有“西域襟喉”、“新疆门户”之称。自汉至清，历代中央王朝经营西域，必先取得哈密。因而，在这里遗留下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碑刻。这些碑刻有的补充了文献资料的不足，有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佐证。本文试结合有关资料，对哈密已发现和现存的汉、唐、清重要碑刻略作述评。一、汉碑新疆迄今已发现的汉朝碑刻有《任尚碑》、《裴岑碑》、《焕彩沟汉碑）、《刘平国碑》，均属东汉时期的遗物，其中前三块均发现于哈密地区。1．任尚碑：此碑原在巴里坤县松树塘北200米处，1957年8月自治区文管会…     

大乘寺造像碑

<正>北齐夫子庙碑,北齐乾明元年(560)刻。碑高1.76米,宽0.95米,厚0.25米。有额,额部为等腰三角形;有穿,穿径12厘米。额刻篆书"夫子之碑"。碑文为隶书,19行,行24字,剥蚀严重。此碑书法严谨,虽存字不多,但仍可窥见其书法特色。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也辨“哭庙”

易名《“哭庙”辨》一文(载本刊一九八三年第五期)认为:一、“哭庙”不是任何形式的“哭”;二、“哭庙”是“对着孔子牌位撕裂秀才的帽子。”两说似有可商。关于哭不哭的问题,易文引述《吴门补乘》时略去了上边几行文字,原书云:“……诸生又以事不白群奔哭孔庙,庙与抚署相先后,哭声达署,抚大惧。(下接“吴中故习……”)”读此,“不哭”之说,不辨自明。     

古代图文碑述要

图碑是碑刻文献中的特殊类别。其形式图文相配,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城坊、建筑、水利、医药等方面,对于研究我国通史及文化史、科技史等专门史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图碑产生时代、现存状况,举例介绍了天文碑、地理碑、水利碑、谱系碑、典礼碑等各类图碑,为研究图碑文献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提示研究门径。     

皇权阴影下的“燕许大手笔”——《凉国长公主碑》的御书刻石与文本流传

凉国长公主是睿宗皇帝的第五女,开元十二年去世时她的兄长玄宗皇帝恩诏其墓陪葬桥陵,神道碑敕使当时的大手笔苏颋撰写,并由玄宗皇帝御笔隶书上石。文章考察《凉国长公主碑》在后世的流传情况,认为它是玄宗的隶书目前留存下来最早的最大型纪念物,是大唐盛世文化的软实力在玄宗时代石刻表现的先声。《凉国长公主碑》在后世分别以石刻拓本和文集本的方式流传并产生影响。《文苑英华》收录的碑文文字与拓本歧异,是其为别集本系统的明证。明清以来,金石著作里对《凉国长公主碑》的讨论,集中在公主的名字、卒日、婚嫁等方面。碑刻中失载凉国长公主与薛伯阳的第一次婚姻,反映了唐代公主失去自由的婚姻悲剧。《凉国长公主碑》记载的主体虽然是凉国长公主,但她的人生不是属于她自己,而是属于她的书写者唐玄宗。     

晚明金石碑刻书学意识的形成——从倪元璐书风之转变说开去

倪元璐作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重要代表性书家,其书风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晚明特殊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及中叶以来的文艺思潮,尤其是心学与童心说对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抑或说"忠义之气,临于笔墨",抑或说倪元璐师承颜鲁公与苏轼书法,等等。从社会学、艺术史学的角度以及金石碑刻书学的审美特征考察,笔者认为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金石碑刻书学意识才是影响倪元璐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由此,笔者认为,倪元璐书风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帖学与金石碑刻书学的结合,是以帖为基、以碑为辅,可把倪元璐书风看做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     

临城存北宋《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碑》研究

《御制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碑》保存了宋真宗御制的"至圣文宣王赞"和"加号诏"."文宣王赞"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御制;"加号诏"为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下诏刻于全国文宣王庙的诏书.诏令由中央下发到地方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以《宋大诏令集》所存具有文献档案性质的中央原始诏令,以临城碑刻为代表进行了不同程度改...     

“五凤刻石”刻文小考

<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好太王碑》所载相关问题的思考

好太王碑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市,此碑建于公元414年.其地另有毋丘俭纪功残石传世,约刻于公元245年前后,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记作“毋丘俭丸都纪功碑”(卷3),是东北亚最早的碑刻.     

“哭庙”辨

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头籍没,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哭庙案之“哭庙”应作何解?《金圣叹小传》作者说:“闻是狱之兴,为知吴县事山西任某(指任维初)以非刑予征课税,生员薛尔张等因民忿,鸣钟击鼓,入文庙哭泣,诸生不期而至者百余人。”(《清朝野史大观》第五册)近人也说:“初四日,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皆欲声逐任令。”(《国史旧闻》第三分册《金圣叹》)今人再说:“于是初四那天,金圣叹等百余人先到孔庙鸣钟击鼓,并对着孔子的牌位放声痛哭。”(《民主与法制》1983年第三期《金圣叹之冤》)     

《平山神祠碑》旧释建丞属国应为遼丞属国考

《平山神祠碑》是研究东汉文字、遼东属国和朝鲜古代史的珍贵史料.作者考证此碑刻立于东汉建武九年.是年之前东汉政府已在现今的朝鲜设置“遼丞属国”并派“会使”.遼丞属国可能先于遼东属国而存在.旧释“建丞属国”应为“遼丞属国”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