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在我国,族际通婚主要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历史渊源,汉晋之世夷汉通婚的"遑耶"制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和元明以来的族际通婚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功能,进行探索讨论和归纳总结以供参考。     

传统客家村落的通婚圈及其成因分析——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

通婚圈及其成因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汉人社会通婚圈的研究很早就有学者涉足,并作过零星的讨论,但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关于客家社会的通婚圈亦间有论者涉及,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仍然十分有限。因此,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以闽西武北村落社区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通婚圈的基本情况、影响通婚的诸因素,作一比较深入系统的探索,并力图与前人的研究形成对话。     

值得关注的农村通婚圈缩小现象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前中国国民的通婚范围总体看呈扩大趋势,但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的通婚圈却出现内卷化、缩小化迹象。通婚圈缩小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和负面的社会效应,应当深入研究和积极应对。     

论唐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诚信政治

唐代统治者将诚信从道德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成为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唐能秉持"诚信",既与当时崇尚诚信的思想传承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进程相连,同时也离不开统治阶层的开明"纳信"。唐对少数民族"施信"表现在制定律令以立信;和亲、通婚以互信;"爱之如一"以示信;精选边镇良吏以护信;设羁縻府州以推信。其结果是既获得了边疆各少数民族对其最高宗主权的认可,使各民族得到充分融合,也稳定了边疆,发展了经济。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呈现为整体增长较快、各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阶段性波动大等特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国家对少数民族“适当放宽”的政策以及1982～1989年间因按国家政策更改民族成分引起的人口数量异常变动和某些技术性因素相关。未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在"适当放宽"政策和民族通婚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将继续维持在高于汉族的增长率水平上运行,预计到2050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将达到2亿人以上。     

开放与选择——婚姻圈文化论

人类走向进步的道路是开放与选择。开放与选择首先出现在人类第一种社会关系即婚姻关系中。婚姻涉及到人类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双重交流与沟通,涉及到人类种质、体质和文化素质的优化组合与整体发展。“婚姻圈”是指人类由种族——阶级——文化所限定的通婚空间和范围,或者由地域空间所限定的通婚范围。人类的姻婚史就是不断突破原定婚姻圈的限制,向着更高更大的婚姻范围运动。婚姻圈的运动史就是人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新华村白族手工艺品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交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成为一种必然。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白族传统手工艺品在工艺技术、传承方式、生产模式、花色品种、用途等方面的变迁就是一个明证。它为少数民族地区如何看待和适应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并在变迁中保护和传承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

人口的变化不仅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而且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近年来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对于我国历代少数民族人口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同现在一样,人口虽少,活动区域却非常辽阔,且多聚居在边疆各地区。所以,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的历史变迁,对于我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情况,探讨各个历史时期存在的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规律及其对边疆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清代,是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     

拉祜族“班考”现象的文化阐释

拉祜族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中,存在着一种“班考”现象。这种现象的基本特点是,拉祜人有两个“居住地”,一个是相对稳定的村寨大家庭住地,另一个是随着游耕地不断迁徙的临时住地,这种临时住地,拉祜人称作“班考”。一、“班考”现象是拉祜族游猎游耕文化的特有反映,固定住所与非固定住所并存,这是与其生产的不稳定性相一致的。二、“班考”现象是拉祜族大家庭制度裂变的产物,“班考”为大家庭制度向个体小家庭制度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三、“班考”现象为拉祜族分配,继承制度变迁提供了现实条件,即从原始平均主义分配继承原则转变为个体私有制分配、继承原则。     

拉祜族厄莎信仰与基督教的互动整合

拉祜族的厄莎信仰和基督教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厄莎信仰是拉祜族最具生命力的人文系统,是拉祜族得以生存繁衍的精神动力和社会机制。当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拉祜族社会时,厄莎信仰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为基督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地区的本土化。基督教的现代理念和手段,有利于拉祜族社区的生产技术、教育卫生、生活观念等的提升,并在厄莎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共构了一种拉祜族传统的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保护——以黔东南苗族传统节日文化为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文化领域带来的冲击,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文章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传统节日文化变迁的分析,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实现我国文化多元发展和文化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转型期新疆少数民族价值观变迁探析

研究社会转型期新疆少数民族价值观变迁是促进新疆繁荣与稳定发展的需要、是新疆社会和谐发展与民族进步的必然要求。社会转型期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价值观变迁的原因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落后等客观因素的阻碍作用;宗教长期影响的制约作用;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意识形态的破坏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加强“四个认同”教育;积极引导新疆少数民族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价值体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力发展新疆经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     

拉祜族跨境迁徙与互动中的宗教因素

追溯拉祜族跨境迁徙历史,主要有三次大规模从中国向境外的迁徙活动,其中有两次直接受宗教因素的影响。在缅甸生活的拉祜族向泰国的迁徙,也明显受到宗教力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交流依然是中、缅、泰拉祜族跨境互动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中、泰之间的拉祜族因亲缘关系和贸易而关系交流互动的几乎没有,惟一呈现出来的是基督教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宗教因素之所以如此深远地影响着拉祜族跨境流动,与拉祜族整个族群社会的发展进程缓慢和个体力量薄弱有关。宗教介入拉祜族社会之后,很快产生出集体意识,对个体形成庇护关系,促进了族群的社会整合。从逃避战争追随宗教领袖的迁徙到受宗教团体影响的族群跨境迁徙和互动,反映了拉祜族个体对集体或组织化力量强烈依赖的主观期待性和客观必然性。     

云南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应对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这三国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云南经济快速发展、民族和睦团结,边疆社会稳定,大量境外的缅甸、越南、老挝三国边民入境云南边境通婚,并且通婚人数逐年增多,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些边民的通婚,给云南的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境安宁等工作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工业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及建构策略

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工业化内在的一体化功能将打破民族地区单一封闭的经济文化生活,引起原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从而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民族地区内生性工业化发展不足,少数民族的工业化参与度低等原因,现有工业化模式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必须融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包括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从而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为国家认同建构奠定坚实的经济及文化基础。     

后现代化与全球化

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框架,是20世纪后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支配性范式。后现代理论具备以下两个特征:首先,试图将当代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置于时间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其次,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根植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的变迁图式,是欧美人针对自身的一种自我理解的尝试。全球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从全球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全球化理论同样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擅长将某一社会的"外部"变量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考察;第二,着重关注西欧圈与非西欧圈合为一体的"地球",是一个主要用来解释非西欧圈问题的范式。     

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下的区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性和强制性,客观上会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和制约。当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时,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也随之进行变化。实践证明,随着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国家意识形态也不断地变化,同样,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国家意识形态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进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不同阶段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主体导向的不同,就导致了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模式,其中,改革开放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模式将是今后一个阶段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主要模式。     

夏河县拉卜楞镇族际通婚状况调查

族际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族际通婚也被赋予许多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婚恋方式、择偶观、民族观以及对婚姻的满意度等方面。     

春秋“流亡婚姻”考述

据统计,春秋"流亡婚姻"共10起,涉及11国28人次,其成因分为流亡者流亡和与流亡者通婚两个方面。前者是君权和公子及卿大夫集团的矛盾,后者是要利用流亡者为本国利益服务,其结局分为"返国为君"、"定居为仕"、"赋闲定居"和"最终被杀"四个类型。通婚对流亡者的政治前途有重要影响是其显著特征,"流亡婚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民族融合、婚制以及妇女地位等状况。     

白马藏族生计变迁的自主性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下,似乎少数民族的生计变迁都是被动的,但本文对白马藏族的研究则发现:白马藏族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迁是与人们的自主性的不断发育、不断释放的过程相契合的,这一变迁历程同时与国家政策、市场力量及当地社会和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