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关系之研究

文章在初步建立区分东部地带和中西部地带的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关系统一假设模型的基础上,主要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构造了包括省际迁移劳动力的C-D生产函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迁移对1990年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及贡献大小进行了比较深入地考察分析.研究发现:与根据时间系列考察得知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互动发展关系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也具有明显的同步即时效应和异时累积效应,而且异时累积效应也同样相对更强一些;东部地带1990年代的省际人口迁移对同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步即时效应和异时累积效应,都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带两者的作用关系前期呈负向作用、后期则转为正向影响;对全国各省区的考察显示,1995-2000年间的省际人口迁移对东部地带和中西部地带区域经济的发展都表现出比较密切的正向作用关系;从控制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东西差异来看,目前这种以非"常住"人口流动为主体的省际人口迁移模式还有一定的"合理性".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收入差距与人口迁移——人口学视角的城市化动因研究

梳理历史的脉络,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的流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变革,既是改革进程和工业发展史,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理解人口迁移的内在需求和迁移规律,对于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联动发展意义重大.传统观点认为城市化初期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城市化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文章运用197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迁移进行流量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是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和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人口在城乡区域间的单向流动,即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农村流向城市,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迁移增速趋缓,呈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影响城市化进程.从区域看,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这与中国人口迁移主要由中西部流向东部的事实相吻合.     

人口流动迁移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从人口流动迁移角度研究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旨在分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经济集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通过构造人口流动迁移的微观经济模型,掌握人口流动、迁移和集聚的动因;通过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布局分析,说明泛珠三角区域先发展地区的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应该相互适应,而后发展地区的人口“回流”与产业转移过程更应互为补充。所以,泛珠三角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的产业优势和人力资本现状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人口政策。     

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而与此同时,在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这表明我国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流动呈现出新的趋势,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发生动态转化.本文从劳动力流动和产业区际转移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新一轮产业转移和我国区域格局发生变化的趋势下,解决“民工荒”问题就要协调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是东部地区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二是中西部地区应发挥资源优势,改善投资环境;三是合理引导产业区际转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

中国的区域人口分布不均衡,"胡焕庸线"以上人口密度极低,线下人口密度却已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的承载极限标准,引发了多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区域人口的均衡分布有其必要性,但强制人口迁移并不可行,为此建议以政策鼓励、文化促进等促使人口自觉向"胡焕庸线"以上地区合理迁移,形成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     

农村经济、社会福利与区域非均衡性研究

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存在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二者均呈现出自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规律;大部分省、市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耦合度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向基本协调过渡的发展过程,二者的协调程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经济增长指数与耦合度表现出了一致的波动性,经济子系统对整个系统具有牵引作用.当前,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对农村地区的必要性供给,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是实现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经济内循环视域下高技术产业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针对"十四五"强化经济内循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测算我国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从全国来看,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不理想;从区域分布来看,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依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形态;受国家区域调节政策影响,西部也有少数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超过东部地区的情况。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非正式迁移人口迅速增长的成因及实现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自８０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人口的移动正经历着内在机制和外在形态方面的深刻变革。其突出的表现就是“非正式迁移”人口的迅速增加。正在加大的地区差距是非正式迁移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动力。而抑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性壁垒大大减少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真正的外在性原因。实现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必须对劳动力流动的流量和流向进行有效导控,增加内地和大中城市就业机会的有效供给,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基于二元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收敛作用.使用该理论并采用中国198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业劳均产出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说明我国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为此,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可利用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育发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以增强其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人口迁移有利于社会阶层变动吗?CSSCI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移能促进迁移者社会阶层上升;“干中学”和城市规模经济效应是迁移影响个体社会阶层的重要机制;迁移可以有效促进迁移人口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但是对代际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差异;在父代与子代同时迁移的情况下,迁移并不有利于促进代际社会阶层流动;城市发展对迁移者社会阶层变动存在一定限制。提高对迁移者的社会保障水平,让外来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享有平等公共服务,能够平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促进我国阶层流动是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     

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的互动关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研究

针对产业聚集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问题,利用产业聚集与金融发展的耦合互动特征构建了动态耦合模型,并将耦合协调度模型应用到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建设的研究当中.研究结果证明了东部地区产业聚集与金融发展具有正向耦合协调关系.此外,对两者耦合系统各指标值及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我国东部部分区域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两者还未达到良性的协调共振.金融发展对产业聚集的短期效应并不显著,而产业聚集对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以此提出东部沿海地区要进一步推进与产业聚集相适应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尽快形成金融发展与产业聚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现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的双赢.     

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演变趋势探讨——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分析

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和扩散转移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加以改造,用以解释我国目前的产业集聚格局,并预测我国产业集聚的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一部分运输成本低且主要使用普通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运输成本高或密集使用资本、技术、高技能劳动力的制造业将仍然布局于东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应不断完善自身条件,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     

“全面二孩”政策对湖北城镇化的影响

对湖北省人口进行预测,从人口迁移偏好、居民消费、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湖北省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儿童数量的减少不利于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增加则会降低城镇人口数量,而20²4岁人口以及2024岁人口以及20²8岁女性人口的迁移意愿较强;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纯消费人口"数量增加,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推进了城镇化水平;老年抚养比的增加促使企业和单位加快进行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城镇化水平;出生人口增加,成为劳动力人口巨大的"后备力量",对城镇化建设发挥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间接对城镇化产生积极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配套政策,为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妇女减轻后顾之忧。     

清代凉山地区民族人口的迁移

四川省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发展到了清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动向,即人口流动。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清代凉山彝族人口向西昌、宁蒗地区的迁移,外地的汉族人口向凉山、西昌地区的迁徙,阐明他们为何要迁移,进而探究其人口迁移的社会根源、特点及社会意义。文中错误之处,希阅者不吝指出。     

论汉代西域的人口迁移

两汉时期,西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人口迁移大致可以分成游牧民族间的迁移和农耕与游牧民族间的迁移两大类型。西域地区人口迁移包括了战争对人口的掠夺、汉族将士在西域的戍守农垦以及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全族迁移等。总体看,该时期人口迁移以强制性和被迫性迁移为主。该时期人口迁移对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其转换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9.8％的持续高速增长速度,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传统动力表现为:从需求角度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从供给角度看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带动,从产业角度看主要依靠工业带动,从地区结构看主要依靠东部地区带动.进入“十二五”(2011-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出现一定衰减,新生动力加快孕育成长,新旧动力正处在转变之中.主要表现在:一是需求动力由投资出口带动逐步向消费带动转变,二是供给动力由要素规模扩张带动向质量提升带动转变,三是产业动力由工业带动向服务业带动转变,四是区域动力由东部带动向协同发展转变.即将到来的“十三五”(2016-2020年)期间,新旧动力转换态势将进一步加快.     

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

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什么是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我国城镇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现状如何?大城市流动人口有何社会经济特征?引起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迁移和流动人口的收入转向何方?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讨论。一、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分类人口的地域流动,可以分为永久性的人口迁移(Permanent Migration)和暂时性人口流动(Temporary movement)两种类型。在本文中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只是在某些场合,“流动人口”着眼点在于未改变户口的暂时性流动人口,而“迁移人口”则着眼于改变了户口的永久性迁移人口。目前,我国的暂时性人口流动已成为人口地域流动的主体,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基于太原市小店区的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乡村地区逐渐变为城镇地区,这种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及其引发的诸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近年来,太原市发展迅速,人口大量流动,仅以小店区为例,迁移人口与城镇化的乡村与日俱增。受自然、社会等因素影响,不同地方人口迁移与城镇化发展程度与模式不尽相同,而总趋势却一致。同时,农村人口迁移对村民收入结构、消费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快了城镇化进程。     

河南人口迁移动态分析

河南人口迁移动态分析郭庭柏人口迁移是人口分布的动态过程。流动开放型人口不仅有利于地区科学文化交流、自然资源开发、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力合理布局，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封闭、静止的人口往往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促进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