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与个体化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第一现代性中,个体生活在确定性的社会模式之中,由于风险社会的延伸,个体超越了第一现代性中具有确定阶级和社会地位的线性社会。在市场系统、福利国家、培训系统等制度作用下,个体获得了第二现代性下的"为自己而活"的不确定性自由,并且经历了一个制度化抽离与再嵌入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然而,过度的个性化正在危及社会和谐共处的根基。因此,涂尔干笔下的社会学命题对于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命运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个体化与人际关系再整合

现代社会, 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个体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已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社会关系中“他—我”分明,“咱们”日显矫情,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离散性的状态。 然而,与传统决裂的个体必须建立自己与社会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才能造就自己。由于个体化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的冲击,导致个体化的人容易产生“非替代性焦虑”,这正给个体化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潜在的动力,人与人之间也有了“暧昧”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适应分析来解读冷漠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由此提出个体化社会熟人关系回归的可能性及其模式。     

个体化时代与我国社会工作的新定位

社会的个体化既使得社会成员获得了"为自己而活"的自由与责任,也催生了新型的社会矛盾,这一结构性困境亟需社会工作的介入。为应对挑战,社会工作必须在本土实践中突出个体的位置,合理调用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专业技巧,并将塑造个体性作为重建共同体的基础。同时,着力反思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创新理论,为个体化时代中的社会工作提供元层次上的指引;二是转换范式,强调个体的参与和自组织能力;三是理顺关系,将社会工作的"治理"功能建基于对个体的"服务"之上。因此,在加强社会治理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的重要使命是:为个体谋求更为公正的制度安排,协助社会成员有效地获取身份和权利,并将个体性与公共性有机地融合。     

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与治理转型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日益个体化,农民个体不断地从先赋性群体、集体性组织及封闭性管理体制中脱离出来,对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从大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乡村社会个体与群体组织及管治权力关系的变化,分析农民个体化的历史进程及不同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以及个体化时代乡村治理体制转型和发展的方向,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提供参考。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齐格蒙特·鲍曼论流动的现代社会

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当代社会,认为当代社会的三个主要现象是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它们造就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人们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要解决流动性带来的问题,鲍曼认为,主要是重建"公共空间",而解决"基本收入"是寻找政治的前提,一种新的共和主义制度是鲍曼的探求。鲍曼通过分析流动的现代社会,解释流动的现代性的涵义,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     

劳动体系变迁、个体化与劳动者个体安全

我国社会劳动体系浮现出的劳动与资本的"弱结合化"、劳动形式的"轻型化"和劳动组织的"解体重组"等新趋势,实质上反映出社会个体化程度的深化与延展,传统社会联结形式瓦解,个体自主性获得解放。但与此同时,"自主人生"亦意味着一种"风险人生",个体由此陷入了"不确定的自由"之境。在应对风险的"集体整合"的传统模式解体的情况下,必然要求"个体分立"感知并处理风险。然而吊诡的是,风险和不安全又天然具有排斥个体独自处置的本质属性,个体安全遭遇巨大的现实挑战。国家制度化安排是实现劳动者个体安全的根本路径,应当以深层理念、基本原则和操作实践"三位一体"的整体形式构建劳动者的个体安全网络。     

个体化的中国叙事: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

国家-个人关系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通过对个体化叙事在中国百年历史变化中的深刻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个体化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国家与个人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体化构建一种特定的个体与国家的联结关系: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取向的个体观念。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体化进程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集体化的生活,个人从传统文化网络组织中脱域然后又重新嵌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再分配系统中;第二次转型是指个人从集体中脱嵌,追求一种为自己而生活、自主人生奋斗式的个体选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发展深受以国家为中心的思想传统的影响,表征为一种去政治化的个体化路径。追溯中国文化传统,个体化命题给予当下中国社会最为深刻的启示是一种具有伦理情谊和发挥人生向上的民族精神。     

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

尽管儒家社会不是平等的社会,古代儒家也没有将普遍"平等"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价值转换中的现代人依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与现代平等有连续性的思想资源:古代中国有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设置,如有科举而没有世袭的贵族.儒家反对贫富差距悬殊的传统,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代表的"天下大同"的理想中成为了现代传统.农业社会主义或者平均主义也是有儒家传统因素的.儒家纲常中次要的原则"友道"中潜在的平等(或对等)观念被发掘出来,做了现代性的解释.尤其是从性善论发端的圣凡平等的理论,似可与现代平等尊重的原则直接对接.平等在近代的嬗变,其一是政治的,为个体争取权利;其二是伦理道德的,为了建立道德主体性.圣凡平等由此呈现出了现代性.它同不能脱离群己关系来讨论的认识主体性一样,同样渗透着平等的意识.     

个体化：现代性的一个面向——与阎云翔商榷

个人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阎云翔在新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借鉴贝克的“个体化”概念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人,正在从各种传统群体和单位组织中独立出来。但笔者认为,个体化只是现代性的其中一个面向,其另一面向是组织化,即个人越来越依赖于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个体化和组织化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忽视组织化的现实,以个体化来解释中国社会是片面的,也缺少说服力。     

从"冲突"走向"和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考察

社会关系的泛经济化和个体自我的主体化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两个基本倾向.前者使商品交换关系超出了经济活动的界限而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后者使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他人"关系失衡、"互主体性"关系缺失.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对商品交换关系进行必要的"划界",正确处理好人们交往实践中的人性化关系和物性化关系之矛盾,寻求一种既能充分实现个性发展,又能与社会共同价值目标和角色期待相融通的和谐社会关系模式.     

宗教行动、价值与社会整合——基于宗教社会学的“田野”调查

宗教社会学的两大理论传统分别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制度范式和以韦伯为代表的诠释学范式。在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导引下,又分别发展出了世俗化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但无论在哪种理论中,作为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中的宗教信仰"行动者"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信仰的主体和实体,宗教信仰者总是受到已有文化、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出于对社会关系的建构需要以及多重权威认同取向而采取相应的宗教信仰行动。而群体的信仰行动会直接导致一种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生成,进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这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与社会一般性规范和秩序相适应则会产生新的社会整合,否则,则只能作为一种社会团结方式而存在。     

脱嵌与再嵌入：新就业形态的个体化意涵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它的兴起展现了现代社会转向所具有的个体化意义。与传统就业形态相比，新业态下的个体劳动者在摆脱传统就业形态的束缚，并体现出更高的自主性的同时，也需要以自身为中心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进而完成其工作任务。在此基础上，新业态群体的出现意味着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再标准化过程，它将不同的个体联结起来，以新的方式再次嵌入现代社会中。     

反思现代性:现代性社会基础的解构与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学界逐渐形成了三种话语系统:后现代、多元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其中,反思现代性思潮批判高度现代性的抽象理论,它从分配逻辑、个体化进程和政治的领导角色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性的社会基础提出质疑。反思现代性诉求一种"虚无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一种新的理性所构筑的,并通过确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同时完成解构与重建。这种反思现代性对于重新构建现代社会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也成为风险文化的核心。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以往的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大多数人的权益,但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社会政策遭遇了许多挑战,必须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在社会政策包容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关注更多不同群体的权益,重视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从《西游记》和《白鲸》看中西文化核心价值之差异

<西游记>与<白鲸>是具有重要哲学意蕴的文学巨著,分别展示出中西文化不同的核心价值取向.<西游记>展示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具有"主观为他人,客观为自己"的文化特征.而麦尔维尔的<白鲸>所展示的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人的自由",注重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强调进取精神,具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文化特征.分析比较两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差异,对面临现代性和后现代问题困扰的当代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个体、社会与乡村社会转型——以个体化为视角

社会转型一直是社会学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市场转型理论是其集中代表。但是基于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理论只有在经济学领域才具有解释力。这种因果性解释难以把握乡村社会结构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一个个体化进程中的社会逐渐呈现在社会学的面前。     

社会身份焦虑感刍议——以奥斯卡·王尔德为例

西方社会中个体的身份焦虑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而滋生和扩散。人们在解决了身体温饱需求后,开始争取社会地位,以求赢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心理的"温饱度"能够帮助人们判断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获得自我存在的确定性。王尔德一生中令人费解的种种行为可作为社会身份焦虑感的极佳诠释。透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对身份的焦虑应被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所代替,才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人的全面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

我国现阶段既面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又遭遇知识经济社会的挑战,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基本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前人脱离劳动和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及其发展的片面性,注重在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中寻求人的发展,为正确认识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出发点。体力和智力的充分统一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定性。现代科学揭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而人类至今只利用了自己潜力的很小一部分,人的发展可以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