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

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戴震等名流汇聚京师,汉学之潮涌动于帝都学坛。青年姚鼐受此激荡,将为学重心从此前的溺爱辞章向经史考据转移。这是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折。这次学术转折的标志是姚鼐求拜戴震为师。姚鼐约在乾隆二十年秋初结识戴震,对其学术造诣至为钦敬;秋末郑重上书,乞列门墙。尽管姚鼐的请求被拒,但此事既没有中断他与戴震之间的学术交往,更没有妨碍其学术方向的调整。姚鼐此后直到任职四库馆(1773)前夕,以戴震为学问楷模,认同并预于汉学潮流;辞章在其为学中降至末位。姚鼐的学术转向及其后来与汉学派的复杂纠葛,对其建立桐城派产生了深刻影响。     

牛运震《孟子论文》探析

清代经学昌盛,从义理、考据层面研究《孟子》者众,硕果累累。同时有一批学者打破常规,专门研究《孟子》之辞章,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牛运震是清代较早倾力于《孟子》辞章学的学者,其《孟子论文》从文法章句、语言修辞、论辩技巧等角度,全面观照、全方位审视《孟子》的文学成就。评点精准,见解独到,影响深远。同时留有重微观点评,轻宏观评述的缺憾。     

以理性精神重新审视先秦文化发展的轨迹——评程水金《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第一卷、第二卷

程水金先生四卷本《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索》的第一卷、第二卷,先后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和2004年出版。程水金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受教于古代文学研究名家褚斌杰先生。四卷本《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索》也是程水金先生在硕士、博士阶段研究的课题,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前后历时十余年。先秦散文研究,一向是或专重“义理”,或专重“辞章”。程著能打通“义理”和“辞章”之学,把“义理,考据,辞章”结合起来而融会贯通,将先秦文化思想的研究与先秦散文的美学风格和艺…     

《水经·江水注》研究

去年九月,日本关西大学邀请我去该校作以《水经注》为主要内容的讲学。归国以后,国内郦学界颇多关注,对于我在日本讲学的内容,讲义以及日本郦学界的研究动态等等,各方常有所询。我在关西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所讲《水经注》,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介绍历史上郦学研究的一般概况和学派,我已以《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发表;另一方面则是《水经注》中的一篇,即《江水注》的专题研究。特整理发表于此,以求国内郦学界的指正。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

清中叶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学者大致可分为纯考据派和通经明理派两类 ,通经明理派在重视音训考据的同时 ,也着力批判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李汝珍与扬州学派的学者有广泛的联系 ,《镜花缘》中以学问为小说的特征和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倾向 ,都与作者李汝珍受扬州学派影响有关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评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

国内黄庭坚研究,在经历了建国初到80年代的落寞全面否定期之后,近些年来迎来了它的大发展期,论文成果丰硕,一系列专著也已问世。这其中,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3年,以下简称钱著)是一部融义理、考据、辞章为一体,研究黄庭坚诗歌创作理论与实践的最     

“灵”的飞扬与“色”的绚丽——美在《屈赋》的我见

“美”大也,与“善”同义,“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们是“真·善·美”的一元论者。就是说在谈文学艺术性的时候,未尝不包括它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因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义理、辞章、考据”并重,对于《屈赋》也不例外。     

《儒林外史》和清初学术思想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成书于18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清初学术风气由经世致用之学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转变时期。但是,清初形成的活跃的学术思想仍然对社会乃至文学创作发生强烈的影响。我们考察吴敬梓的处世态度及其《儒林外史》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可以明显地看出受到清初学术思想的影响。     

《登泰山记》研究与诠释界限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是桐城派领袖姚鼐晚年倡导的著名理论;《登泰山记》是其中年创作的优秀篇章,也是桐城派的代表性作品,并被作为古典文章名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当代众多文学史家以姚鼐晚年提出的理论逆向诠释其中年的作品,认为《登泰山记》是体现其三合一理论的典范之作。在钻研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紧扣《登泰山记》的原文特质和作者意图,可以证明:《登泰山记》中既无义理,也无考据,它只是一篇纯粹的辞章之作;作者以客观、冷峭、拙涩、凝练之笔,抒写清朗、空灵之境和浩然、超然襟怀。由此可以推论:作品特质、作者意图和历史背景为诠释活动设下的界限不可跨越,否则,任何诠解都难免与事实枘凿。     

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产生于清代乾嘉之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一代学风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清代的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这样的学术空气,给扬州学派的滋润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扬州这一江淮繁富的东南大都异军突起,繁荣兴盛,除了当时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优裕条件以及学术空气影响以外,我们认为扬州     

信讯反馈中的教学再构思——重教《义理·考据和辞章》

大凡教学活动,要想获得成功,莫不经过反复实践、改革、创新的过程。教师倘若从学生反馈的信息中,得知自己的教学效果欠佳,就要及时研究教材,研究教学对象,重新调整教学布局,精心设计教法,以期达到较好的效果。 就读写结合这一重要原则来说,每个称职的语文教师都会认真贯彻。但如何取得实效,还得进行研究和探讨。在这方面,我曾作过一些尝试。现以重教《义理·考据和辞章》为例,作简要说明。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清代乾嘉学派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考据考评为主要特征的清代乾嘉学派，其创立的语言文字学和留下的丰富史料以及在其他学术领域的成就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等很多现代文学家都在该学派的影响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学术·文化·文学考据·义理·辞章--论余秋雨散文的理论品格

余秋雨是“学者型作家” ,其散文为“文化散文” ,这已成评论界的共识。也就是说 ,他在倾吐一种深沉的文化感受的同时 ,赋予其散文以浓烈的学术品格。当然 ,这两者如水乳交融 ,妙合无痕地化成于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之间。若将其纳入一种理论的框架中作整体观照 ,我认为用桐城派大家姚鼐所论“考据·义理·辞章”之观点比较合适。这不免有流于寻扯名词以硬性套入之嫌 ,但无庸置疑 ,二者确有暗合之处。且余秋雨国学根基深厚 ,“桐城派”又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殿军 ,名噪一时。受其或潜或显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袁峰博士新作《中国古代文论义理》面世

我校文学艺术传播学院袁峰博士的最新著作《中国古代文论义理》一书近日由校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这是他继《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钱钟书的读书生活》两书出版之后的又一部学术力作。《中国古代文论义理》全书共九章 ,30万字。绪论之后 ,以时代为经编次 ,各章依序为 :先秦——开辟鸿 ,奠基于争鸣 ;两汉——正统文论的意蕴 ;魏晋南北朝——自觉中的文本、文心 ;隋唐五代——诗化之意兴、气象 ;两宋——道化的文论义理 ;金元——诗论、曲心、俗情 ;明代——心化中的文论精神 ;清代——总汇于考据、义理、辞章。从作者提纲挈领式的篇…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钱大昕的考据方法简论

清朝的康、雍、乾时期,为加强思想控制,屡兴文字狱,大肆杀戮知识分子,导致士人转入整理和考证古籍;康熙时开设博学宏儒科,乾隆时又令编纂《四库全书》,因此到乾隆、嘉庆年间,便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审核、校勘、考订和校正经史的学者。他们主张言必有据,讲求旁参互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反对孤证立说和空谈,形成“乾嘉学派”。由于其治学方法以考据见长,学风严谨朴实,故亦被称之为“考据学派”或“朴学派”。     

《红楼梦》精神的“守夜”者——周汝昌先生学术述评

周汝昌先生是脂砚斋之后200余年红学史上唯一一位将一生精力与才华都献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术大家.先生不仅在《红楼梦》作者家世考证、版本真伪考辨、文本内蕴阐发乃至红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红楼文化传播等方面,作出全方位开拓性巨大贡献,诗词、书法、戏曲、音律等中国传统学人所应熟悉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亦均可独标一世.先生坚守中华本土文化之学术立场,融会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之治学方法,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之为学态度,更是值得后人珍视的学术遗产.     

“秦近君”不是乾嘉学派学者

<正>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第193期)上刊登了刘汉屏同志的文章《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种为读书而读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同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学以致用的精神比起来是一种倒退。”我核查了《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并没有说秦近君是清代乾嘉时期学者。袁文中只有这样的话:“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作为汉学之弊的例子举的。汉学非清代乾嘉时期所独有,怎能据此就说秦近君是乾嘉时期学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