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批评

冷战期间,美英读者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别样的审视与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白之、李祁等人率先考察了新中国诗歌、小说的形式特征,重点论析了它们与民族传统文学形式的联系.70年代,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度较上一时期有所提升,蔡梅曦、黄胄、约瑟·威尔金森等的言说具有代表性,他们重点考察了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整体评价较上一时期有所提高.80年代至90年代初,马若芬、赫格、许芥昱、戈茨等人以新的批评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颇具特色的解剖,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认识.     

黑人文学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讴歌"新黑人",凸显种族文学,是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标志着黑人文学在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崛起.黑人文学史上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美国现代主流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安文学研究述评--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建安"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问题研究存在着较大分歧.原因在于其一,学人们对"文的自觉"所依据的标准不一.其二,起源于鲁迅与铃木虎雄的话语.其三,起因于学人们对"文学"之内涵和古人之文学观念的理解.其四,缺乏对建安之前文人之文学观念演进历程的脚踏实地的梳理与厘清.我们认为,处理好当代的文学观念与古代的文学观念的关系问题,从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入手对建安文学进行新的审视是推进建安文学乃至魏晋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有效途径之一.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辨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价值性存在,其价值走向经历了戊戌文学革新时启蒙社会、开通民智的文学救国论;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实现人的启蒙与觉醒,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整体转换;30年代在救亡背景下的文学社会化转向;40-70年代大众化的政治工具论;80年代在非艺术的轰动中复兴文学之梦,以找回人的尊严和文学自信;90年代在边缘中寻找本位,文学在非轰动的艺术坚守中回到自身等发展阶段.基于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可以对百年中国文学的价值范式作出这样几种判断一是意义认同--社会本位的"世纪波";二是形态复归--构筑价值载体的"同心圆";三是本体认知--价值转型、价值游离、价值接轨的"三级跳"等.     

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写作刍论

中国文学史的"新"与"旧",大致以文学观念作为区分.中国"旧"文学史以叙述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持雅文学观念,贬抑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国"新"文学史则以纯文学为主要内容,同时重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与地位.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史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输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新的文学文献的发现紧密相关."新"文学史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并产生了诸多代表著作,这些中国"新"文学史著作对文学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这些"新"文学史著作的写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症候与生产: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笔谈)

●主持人话语:关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自从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T.S.艾略特作出定义以后,似乎已成定论,前者认为文学经典就是"最好的东西",而后者则用"成熟性"、"广涵性"、"普遍性"等特性来界定文学经典。他们都是依据文学本身的特质来确认文学经典,而未曾考虑过还能有别的衡量标准。这一格局到20世纪70年代却被彻底打破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发现,在谁能入典、谁不能入典的问题上体现着     

压抑与疏导:新时期之初小说中的乡土中国形象

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至少在文学史上,乡村同时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新时期文学"给人们打造了一个结束过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而这时期小说中的乡土中国既带有新时期文学的总体特色,同时也有它独属于自己的独特面貌、内涵和形式,既不同于1950-1970年代同类题材作品那样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整齐划一,也区别于1990年代以后同一领域的那种六神无主、难以命名.它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既乐观向上朝气蓬勃,又免不了带有缅怀历史时的沉痛忧伤和展望未来时的慌乱与迷惘,这正是置身全球化、现代化语境里的80年代中国的独特历史神态.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个体经验表达——20世纪50年代洛夫诗歌的写作意识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文学与政治之间处在一种既紧张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中.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对文艺问题的重视带有某种总结历史教训,并致力于为现实政治任务服务的特点,积极倡导"反共文学";另一方面,受到当局鼓舞而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却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孕育滋生出"另类"的声音,并最终促成了台湾文坛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具有决定意义地奠定了当代台湾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洛夫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军人身份与战场上炮火的洗礼使他对生命的意味有很多充满悖论性的体验,他的诗作表达出对生存与限制等哲学命题的感悟,这种文学意识在其1960年代以后的诗作中得到更加张扬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以往讨论较多的是其60年代以后的创作情况,而忽略了作为艺术准备期的50年代的作品.以洛夫在195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讨论对象,尝试探讨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如何呈现并引领了时代风气,并逐渐塑造了诗人的美学风格与文学意识等问题.     

文学研究:"后批评"时代的实践转向

今天的文学研究已越来越倾向于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标榜自己的意识形态姿态并行使文化话语权,它表明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后批评"的时代.这一"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后性"特征,主要体现为文学研究过程的"泛意识形态化"和理论上的"泛审美主义"价值取向.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杜赞奇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学理背景分析

杜赞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学理背景：首先他的研究体现了对民族主义运动和全球化交相辉映的现实关怀;其次,他的研究受到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再次,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兴起则为杜赞奇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杜赞奇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关注的体现和成果的继承,他的研究也是美国中国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反思浪潮的体现和结晶。     

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

林语堂1936年离开上海,开始了30年的海外创作生涯。他连续在美国出版《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瞬息京华》等畅销书,名震一时。但是林语堂的英文写作,早在1927年就开始了,而且有些作品先在中国出版,后在美国再版。通过比较分析这两个文本在文化方面内容的处理差异,探讨林语堂面对不同语境、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不同写作策略,以及该策略对当今的华裔文学研究、汉英翻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可以看出,林语堂的作品在中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写作技巧上,而非写作题材上。     

试析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20世纪 60年代 ,戴高乐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 ,争取大国地位 ,利用有利的国内外条件 ,在军事、经济、外交、“非殖民化”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独立外交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打击了美国的霸权势力 ,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缓和了东西方关系 ,对 60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禁毒社会工作的内容与绩效研究

吸毒问题成为美国一个社会问题由来已久。1960年代以后,美国吸毒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工作逐步介入禁毒领域。美国禁毒社会工作内容包括政府重视禁毒工作、社会工作参与预防吸毒、社会工作参与治疗等等。不过,考察近几十年来美国禁毒社会工作,其绩效不甚理想。美国禁毒社会工作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中国建国初的禁毒工作经验反而值得他们借鉴。     

桑德尔与卢梭之共和主义思想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主义复兴"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意义重大。当代著名美国政治哲学家桑德尔便是借助于共同体主义和共和主义两股力量,对自由主义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思想,同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共和主义有着一定的"家族相似",却又存在着诸多差异。文章旨在通过比较研究,找出新老共和主义思想的异同,以期揭示当代新共和主义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贡献以及它自身遇到的挑战。     

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

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战争动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诸多研究中,土地革命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本文在细致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与具体议题三个不同层面,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做一批评性回溯,以此澄清土地革命的问题化过程,进而理清学术的内在理路与发展变化过程,洞悉不同研究传统与理论视角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The Impact of Tolstoy

An analysis by a ranking Soviet writer was presented at a meeting at the Bolshoi Theater in Moscow, November 19, 1960, commemorating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Leo Tolstoy's death. This i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olstoy,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mainstream of Russian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of his significance as a social thinker. ("Leo Tolstoy," Pravda, November 20, 1960—abridged.)     

New era writers： aesthetic choices and the generation gap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代际差别”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在新时期50、60和70年代出生的三个重要作家群中。他们不仅在叙事内容上表现为宏大叙事和使命意识的不断弱化、个人化意愿的不断增强；还在叙事形式上体现为或崇尚写实风格，或追求现代手法，或迷恋于碎片化细节等不同的审美特质，同时也折射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观念。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种代际差别实际隐含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和成长记忆对人类精神的潜在规约。代际差别虽然是多元文学格局的一种表现，但是，如何加强代际间的精神交流，有效克服代际内部各自的局限性，同样是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The Brazilian public pension system: Policy changes, political effect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pension policy and age-based politics in Brazil, a nation with a public pension system that has the potential for influencing policy developments in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how to extend social security coverage to the entire population. Our goal is to extend a line of analysis used in previous studies of industrial nations to the case of Brazil. Pension policy changes made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had a number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ne was the role these policy changes played with respect to the emergence of rural unions and age-based interest groups: both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ctors with respect to pension policy.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Brazilian case for policy options and outcomes in other newly democratic n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in Latin America.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