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院非讼化调解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正>一、我国法院非讼化调解的现状我国的委托调解与国外作为司法ADR主要形式的非讼化调解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从各个法院运行的具体情况来看,委托调解大致有以下三种模式:(1)法院根据调解案件的需要自己组建调解员队伍的模式。法院的调解员由法院聘请,在法院从事非讼化调解工作。调解人员主要由退休法官、优秀人民调解员等人员组成。目前,这种模式在一些地区已发展为附设在法院内的规模较大的诉调对接中心。(2)由司法局选派优秀的调解     

我国法院附设ADR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起源于美国的法院附设ADR制度,作为一种司法调解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近年来,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为完善法院附设ADR制度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全面规范,确立了协助调解人制度、独立调解人制度、和解协议确认制度以及和解协调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尚存在许多程序方面的缺陷,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ADR制度,需要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原因及完善

我国目前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诸多弊端,这种调审结合、交相运行的调解模式,常造成与审判的混同,不利于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革。"调审分离,审前调解"应成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方向。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法上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调解长期以来存在一些缺陷,产生了某些负面效应.为此,民事诉讼法学界对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应以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有的主张实行调审分离.为了使法院调解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当对法院调解的原则和具体程序进行必要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及其程序保障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体现其对司法改革需求的有用性,决定其程序设计的价值取向。与之对应,以调解原则和调解模式为核心的程序建构,是实现法院调解价值目标的程序保障。重新思考并准确定位法院调解的价值目标是当前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关键所在。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构想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历来受到我国法院的借重,但由于其自身的诸多弊端,确有进行改革之必要.对其改革可从基本原则、具体程序设计、适用范围、方式等方面着手,以期构建出适应我国现行的司法环境的法院调解制度.     

我国法院调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调解的比较

本文对我国法院调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调解分别从调解案件的范围、适用阶段、进行方式、与当事人和解的关系、调解成立的原则及调解成立的效力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相比之下，我国法院调解除了在效力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类似之处外，其他方面均有不同。它反映了各自的优缺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企望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能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制建设的发展，更加合理和完善     

法院调解的效力之维

对程序运作的结果加以利用,赋予民事调解符合基本法理的效力有利于实现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法院调解的效力既源于实体上的私权自治,也源于程序自身的运行过程。法院调解具有有别于判决书的形成力、羁束力和执行力。无论是从必要性根据还是从正当性根据而言,法院调解都不必或不应拥有既判力。对调解的救济由于合意的存在无需保留常规通道,但对实体上的无效或可以撤销以及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之情形仍需提供特别救济的紧急出口。     

法院调解实现中的冲突化解与合意纯化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 ,但近年来 ,理论界有将调解与审判分离的改革构想。法院调解保持其高度稳定性有其内在成因 ,一是国家立法政策导向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内在价值的反映。司法实践中 ,法院调解在实现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冲突 ,但其中有法官主观因素。为使调解的结果尽量与判决一致 ,纯化合意、化解冲突是当前解决法院调解实现中的冲突的必由之路     

民事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在诉讼时代面临着挑战,行政调解被司法机关漠视,调解与审判的结构关系未能理顺,现行的各种调解制度“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合力。法院应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建立对法院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从而实现法院调解与法院外调解的有效互动和有机衔接,同时,应尽快出台《民事调解法》。     

限制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分析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 ,由于该权利本身潜在的危险性 ,现实中 ,该权利的行使受到了重重限制 ,几至基本权利的丧失。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言论自由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 ,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分析法能对限制言论自由的成本与效益作出客观的分析 ,如限制言论自由要付出什么成本 ,不限制会产生什么效益 ,以及在不同的领域如何实施。放松言论限制将成为改革的趋势     

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几点思考

端正学风，站在理论高度，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统帅，对过去误译、误读、误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行重新阐释；总结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和我党历史上的宗教政策；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意义重大。     

我国科技资源共享立法的几个问题

我国没有专门规范科技资源共享活动的法律,有关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且效力等级较低,不利于科技资源的共享。建议制定统一的《科技资源共享法》,适用于以共享为核心环节的科技资源建设、共享与维护的整个过程。科技资源的共享,应当遵守下列原则:根据科技资源是否国有确定不同的共享机制;科技资源共享与保护相结合,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科技资源共享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国家需要对科技资源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进而编制实行共享的科技资源目录,向全社会公开,为资源共享提供可靠途径。     

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与法律冲突绝缘,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和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变革也不会使知识产权产生法律冲突。但是,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是可以也是可能存在的,它只源于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的直接承认。然而这一突破和承认就目前来看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出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解释学释义

鉴于频现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现象,致使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予以修正.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应当密切关注三个要件要素:基于法益二元观理论,“公民个人信息”既表征个人法益,也蕴含超个人法益;立足于法秩序一致性原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认定参照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或者一般性规定.至于违法性的判断,应以是否经过公民同意为实质标准;运用罪量因素理论,将“情节严重”认定为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对其类型化,包括行为量定的情节严重、危害后果的情节严重以及主观不法的情节严重.因而综合考察信息类别与数量、危害后果和主观目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或危险,成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可行方案.     

打击报复证人罪相关问题研究

论述了打击证人罪的解释涉及宪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本文以此为基点对本罪的保护法益,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及犯罪行为实施时间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通过对本罪的相关问题的分析力求使对本罪的解释与其立法设定价值相合,同时倡导法律工作者在刑法解释中应当使刑法更加安全。     

关于干部工作考评问题的思考

干部工作考评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要使干部工作考评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则必须重点解决好考评体系的科学性和考评办法的可操作性问题。在工作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 ,论述了干部工作考评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了在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时 ,至少应注意“七个结合” ,在确立可操作的考评办法时 ,至少应做到“三个结合”。     

水电站FcDSS中洪水过程预测模型研究

本文深入研究了水电站FcDSS中入库洪水过程预测模型、区间洪水过程预测模型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成果已在水电站FcDSS中应用 ,取得满意效果 .     

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进入规制强度是影响市场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实施有效的进入规制改革有助于优化政府职能,提高营商便利度。以行政审批时间和审批费用作为进入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以创业发生率和创新型创业率作为创业质量的代理变量,采用2009—2018年世界银行和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相关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降低行政审批成本可以显著提高创业发生率,缩短行政审批时间可以显著提高创新型创业率。这种抑制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在高收入国家,开办企业的行政审批时间对创业发生率和创新型创业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等收入国家,开办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对创业发生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应进一步放松进入规制,重视进入规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根据不同地区的创业类型设计好具体改革内容,促进创业质量的全面提升。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我国省际财政支农绩效分析

正确测度并优化财政支农绩效对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十分重要。在建立包含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较为系统的财政支农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大陆地区26个省(区)2007-2011年的财政支农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环境中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提高财政支农效率的有利因素,而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对财政支农效率提升具有反向作用;在剥离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的影响后,财政支农效率整体呈现出下滑,但在样本期内,每年的效率值均呈上升态势,财政支农效果正逐步得到改善;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0.9的临界值可将财政支农效率划分为4种不同类型,各省可以根据自身效率的不足,有针对性地从管理水平提高或生产规模改进两方面改善财政支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