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集》中的金湛然——记一位曾经参加过北平“左联”的朝鲜同志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鲁迅致王志之的一封信中说,“惟金君终未见访也。”这里的“金君”,指的是北平“左联”成员、朝鲜作家金湛然同志。这一年的八、九月,金湛然从北平绕道上海回国时,北平“左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志之曾经介绍他去见鲁迅。当     

鲁迅先生和《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者

在《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中,收有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文章。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6.3”。这是一篇鲁迅先生在世时就已发表过的文章,同时,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篇中学生写出的鲁迅“印象记”,不失为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就这篇文章的有关问题,提供几点新材料。一、文章的作者及文章发表的经过。《初见鲁迅先生》的作者马玨,当时是北平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风雪万里栽铁花——回忆鲁迅先生片断

一九三一年冬,鲁迅先生在《<铁流>编校后记》中,一开头便说,这本书到能和读者相见为止,是“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艰难的历史的”。他说的那些“小小的艰难的历史”。我不再重复了。现在略叙一点有关这书的当年的另一些小事。虽然,这不过是一些象鲁迅先生说的“让它随风而逝的小事情而已”。鲁迅先生约译《铁流》,是在一九二九年。那年十一月十八日《鲁迅日记》载:“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同年同月十六日,致霁野信说:“有寄靖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漫谈鲁迅小说语言的艺术锤炼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在《论小说》中说过:“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这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为严格的语言大师。众所周知,鲁迅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虽然他在写作之前作了充分准备,“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     

观察细致 描摹生动——动物的说明之一

鲁迅先生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又说:“对于任何事物,必须观察准确,透彻,才好下笔。”这是鲁迅先生创作的经验之谈,《一只蚊子的自述》也正是“留心”、“多看”的产物。 例文的作者对蚊子细致准确的观察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     

《老残游记》——刘鹗救国安天下方略的艺术化

刘鹗的《老残游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在国内外均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这究竟是一部什么内容的小说?评家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一部政治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做官教科书”,有人说这是一部“做学问做人的教科书”,有人说这是一部“传道的书”,也有人说这是一部“文化小说”,其说不一。笔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刘鹗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他的救国安天下的方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请看如下事实。     

惊悸的梦魇--以"家"为视角透视"京派"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文化反思态度

鲁迅是站在“时代”、“社会”的背景上来揭露“家”的本质,并且籍此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是“五四”的精魂与血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京派”小说家明显背离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与灵魂,抛弃和拒绝“时代”、“社会”,把“家”的外延缩小和简化, “单亲家庭”的模式改写了“家”的本质,从而偷偷地置换“五四”仁人志士的追求与理想。传统文化成了“京派”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和最高主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明显不适宜,其反动性不可低估。     

学习鲁迅实事求是的精神搞好鲁迅研究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四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知人论世”,针对当时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一些流弊所讲的这一段名言,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今天读起来愈觉意味深长,富有指导意义。今年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我想学习鲁迅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鲁迅的思想、著作,是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鲁迅先生的教学语言

鲁迅先生讲课,无论是在杭州、北平,还是在厦门、广州,都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和赞扬。“每次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连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在厦大、中大呢,轮到鲁迅先生讲课,不仅是文科学生早就提前坐进课堂,而且有     

《长明灯》探微

鲁迅先生的《长明灯》写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最初分四次连载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至八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小说刚刚问世,李大钊同志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①这个评价,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如果我们细细品尝一下这篇作品,就可以发现,它不仅在创作上有着不同于鲁迅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成就,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鲁迅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是鲁迅留给我们的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李大钊的化名·小说·诗歌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1927年4月28日,被张作霖杀害于北平。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邓小平语)。1950年,朱德亲笔题词:“向伟大的中国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学习”。1957年,陈毅在纪念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李大钊同志的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革命先驱,大节不辱”。 “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李大钊虽尚不满38周岁就壮烈牺牲,但鲁迅当年说:“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守常     

一部伟著的雏型——杨志和《西游记传》述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述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时指出:“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他肯定了杨志和的《西游记传》是吴承恩《西游记》的雏型。当然,后来鲁迅先生对此说又作了一点声明,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他又说:“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非祖本,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痀偻集》里。”这说明鲁迅先生虽有己见,但尊重他说,以利于学术上的切磋。但是,鲁迅先生并不因此而修改原持的观点。     

释“野草”二则

释“题辞”“题辞”是“野草”这一本诗集的序言。但“题辞”的本身也就是一首强有力的诗篇。在题辞”中鲁迅先生以象征性的语言谈到产生“野草”的时代背景及“野草”的社会作用。对翻天复地的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鲁迅先生在“题辞”中表示了无限喜悦及迫切盼望的心情;而对腐朽的黑暗统治则是不惜与之偕亡,向之作决死的斗争。这篇“题辞”是在1927年4月26日写的。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第138期“语丝”上(新版“鲁迅全集”注)。“野草”出版后,初版,二版,都有这篇“题辞”。     

书评

论鲁迅与中国文化这一类题目的论著已经很不少,再想写出新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最近出版的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却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全书共五章“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论启蒙主义”、“鲁迅论‘人’的命题”、“鲁迅论国民性”、“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这些都是鲁迅思想研究中最主要、也最寻常的课题,唯其如此、才显示出此书于寻常中开掘突破的学术价值.     

“灵台”我见

鲁迅先生《自题小像》一诗中的“灵台”,所见到的解释中,无一不是作“心”解的。其主要依据是:《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晋朝郭象注“灵台者,心也。”又: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有“热力无量,涌吾灵台”之句。据此大家都一     

论共鸣的文化心理机制

共鸣,是文学欣赏中存在于欣赏主体与欣赏客体之间的一种极普遍却又极复杂的心理现象.鲁迅先生在《热风·圣武》中说:“是弹琴人吗?别人心上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吗?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这里,鲁迅先生明确指出了共鸣发生的主要条件,即欣赏主体与欣赏客体间的同构对应物:弦索、发声器.可是,弦索和发声器究竟是什么?这仍是困扰人们的“斯芬克斯之谜”;特别是,由于共鸣的发生是以     

鲁迅杂文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时代性与战斗性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贯表现在先生伟大的全部文学遗产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杂文这一特殊形式的写作上,那种精神,也更为鲜明突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战斗性。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南腔北调集),曾指出散文小品应在“挣扎和战斗”的基础上生存及发展。所以他本人的写作,即是以“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杂文,给“五四”以来新散文“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关于鲁迅杂文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一九三三年革命文艺的伟大理论家瞿秋白,在所编“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上,有过正确的阐明。瞿秋白就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原因和战斗使命,作出极卓越和全面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