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与胡风的论争——兼与乐黛云先生商榷

30年代,周扬同志作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和重要文艺理论家,从1933年到1936年,先后发表了《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的和浪漫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文章,根据刚发表不久的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的几封书信,和苏联文艺界批判“拉普派”和探     

《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出版

林子力、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了具体的阐述,对“四人帮”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他们借这个“批判”为名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澄清了“四人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搞乱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恢复     

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一文质疑

《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发表了唐家柱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该文开宗明义:“毛泽东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其集中表现就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命题的提出。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实事求是解释说:‘‘实事’     

广东理论界举行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今年7—8月,是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简称“两论”)发表50周年。7月1日又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的文章。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发扬“两论”的精神,及结合领会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文章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广东省社科联特于7月8日邀请了我省30多位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举行了“纪念‘两论’发表50周年座谈会”。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纪念《实践论》发表50周年

今年是毛泽东的光辉哲学著作《实践论》发表50周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     

《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关于康德思想的分期有误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赵冬垠同志《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文说:“西方哲学史家历来把康德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期’和‘批判时期’,而以《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那一年——1780年作为分界线。”我认为此说不妥,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首先,赵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间,前面说“是1781年出版的”,后面又说是1780年     

论实事求是的思维特征

实事求是典出《汉书·河间献王传》,带有朴素唯物论因素。毛泽东古为今用,使之脱胎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形象表征。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话的意思很全面,但     

梁漱溟反动政治思想批判——读《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下凡引此文,均不另注)深刻地揭露了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的反动实质。     

“人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同肖蔚云等同志商榷

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红旗》发表肖蔚云等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怎样看“人权”问题》一文,(以下简称肖文)其中有一部分观点是很好的,如强调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批判了那种“公然要求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要求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来‘关注’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的反动言论;还着重论述了“怎样看‘人权’问题是关系到正确认识和区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原则问题”等等。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一分为二”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吗?——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陈祖华同志在《关于“一分为二”》一文(《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多次谈到的‘一分为二’,都是指矛盾普遍性而言的”,“把作为矛盾普遍性的‘一分为二’代替对立统一规律,就意味着舍弃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同一性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提出来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伦理价值思考

笔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辨”一文,意有未尽,特再撰写本文,对魏高新同志在《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4期发表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伦理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某些观点做进一步的剖析.《思考》中令人费解的某些观点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伦理,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无私奉献’,‘集体主义’,‘雷锋精神’,‘延安精神’等是生长在计划经济之上并为之服务的.市场经济当然也要求一种生长在其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伦理和价值取向”.“相信众多的人“下海’都不是在‘无私奉献’(而且你也奉献不起),相信炒股,炒房地产都不是在向雷锋学习,相信办公司经商都不是‘公而忘私’…”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兹提出下列见解,向伦理学界同仁求教.     

一点异议

贵刊七九年第一期登载的吴江同志《社会主义与消灭级阶》一文,读后很受启发,但是文章中有一段话,“……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换成现在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加四个现代化’)”似乎不妥。     

矛盾可以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类吗?——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最近哲学界展开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争论,我们基本上同意项晴、沙人等同志对“合二而一”观点的批判的意见,我们认为“合二而一”的论点实际上是取消斗争融合矛盾的错误论点。这里不想多谈。现在着重对《人民日报》7月19日发表的姚伯茂同志的“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提出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希望姚伯茂同志与其他同志指正。姚伯茂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新的关于两类矛盾的论点,即把矛盾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的两种不同类型。在学术讨论中这种大胆地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精神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他的论点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实事求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古语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     

谈分析与综合——与李泽厚同志商榷

看到李泽厚同志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康德认识论的提出》,使我很受教益。但是我对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就教于李泽厚同志。李泽厚同志在文章的“‘综合’是吃掉对象、改造对象”一节中,提出了“‘综合’比‘分析’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和“综合作为认识基础”的论点。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关于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在认识论中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     

茅盾佚文八篇

前言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回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说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记,也不把自己的杂     

作家要坚持改造世界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正>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迄今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顾我们走过的光辉历程,每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无不深深地感念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     

对《金圣叹〈水浒〉评议动机探》一文的意见

武汉师院张国光同志最近撰文,认为萧相恺、欧阳健两同志在《金圣叹〈水浒〉评改动机探》(见《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二期)一文中盛赞金圣叹是具有“自由、平等思想”、“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读后为之一快！同时指出《动机探》批判一九六四年讨论金圣叹的三派,不该“一致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