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区法院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方法

香港基本法作为全国性法律主要在香港的普通法环境下实施。特区法院采用普通法方法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并经历了一个从目的解释到文义解释的转变。文义解释注重基本法文本,这对于维护基本法的权威性是有利的。但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方法明显不同,这导致陆港两地对基本法某些条款的理解产生差异。为消除两地因解释方法的差异所导致的对基本法实施的不利影响,双方有必要相互了解,并调整自己的法律解释方法。     

如何理解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回归后的香港法律制度系列谈之二

本文围绕《基本法》第八条，对为什么要规定香港“原有法律”“予以保留”，香港原有法律包括哪些，“原有法律”和香港法律渊源之区别，回归后香港法律的本地化、适应化、双语化、成文化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以准确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的含义     

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研究

为了解决"一国两制"政策之下,宪法在香港实施不能直接照搬内地模式的问题,全国人大专门制定了作为"宪法性特别法"的基本法,使二者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如此,香港便形成了一种复合式的宪制结构。复合式宪制结构固然降低了香港的回归成本,然而进入日常政治阶段后,这一宪制结构所蕴含的"离心"特性也同时提升了香港的管治成本。在此背景下,基本法透过司法审查实践不断呈现出的"宪法化"趋势,更是进一步激活了上述"离心性"基因,致使香港宪制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避免"离心效应"所诱发的政治实践破坏"一国两制"存续的前提,有必要探索相应法律路径,使"作为宪制基础的宪法"能够真实地嵌入到香港宪制结构之中,并通过与基本法的良性互动,实现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转轨。     

香港回归的法律基础

香港回归的法律基础胡鸿烈本文认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一项国际条约，有拘束中英两国法律效力，因此其效力原已超越两国的宪法。香港特区基本法所规定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是我国根据联合声明所承担的国际性义务，并在联合国登记了这...     

香港回归20年来的法治进步、不足和展望——从若干司法判决看香港法治生态发展

回归祖国20年来,香港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国家意识不断增强。表现在:香港特区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承认了全国人大拥有行使主权、香港特区法院无权审查国家行为的宪制规定;承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基本法》)第158条拥有主动而全面的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颁布了平息"占中"动乱的禁制令,等等。《基本法》实施20年来,存在五个争议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香港个别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国家意识仍然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国两制"的实施。未来的香港法治,依然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的和平竞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国两制"必将在香港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司法解释与"尊重法律"

司法解释是与法律适应相伴生的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解释可以是一种由法院或法官任意行使的权力,其中"尊重法律"就是对司法解释的一种基本规制.本文探讨了立法与司法之间所存在的固有张力,明确了"尊重法律"作为法律解释原则的意义,并通过"推定法律的合宪法性"、"规避合宪性审查问题"、"解释任务的阐释性"、"尊重立法解释"等四项内容,具体地界定了"尊重法律原则"的基本要求.当然,"尊重法律原则"也自有其适用的限度,因而应当通过其他解释原则来予以补足.     

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探析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依据国情,借鉴外国,最终形成现今的机制。内地与香港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域,法律解释制度相异,内地由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家法律的最高权威性,其基本特征归纳为:唯一性、界限性、约束性、咨询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三次释法,形态多样,样式不一,但有其共性。"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构想和事业,解释机制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它不损害香港法制,而是回归后香港施行法治的重要基础。     

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及其发展趋势

１９９７年在即，香港将回归祖国。在九七前夕，研究香港回归后的法律及其趋势，颇有意义。香港现行法律归属普通法系并具有殖民性质，其法律中大量吸收国际惯例，商业性法律得以充分发展，形成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九七后香港将实行以下法律：基本法；六项全国性法律；被保留的原有法律；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有关的国际条约。其发展趋势为：基本法占主导地位；规范终审法院运作；完善自身法津体系；发展双语法律语言；处理区际法律冲突。     

“香港回归的反思与前瞻”研讨会综述

1997年5月29日,武汉大学博士生会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就“一国两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以及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地位、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从法律、经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一次主题讨论会。武汉大学法学院香港法专家张学仁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香港问题专家严清华教授应邀出席并参加了本次研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1.关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一国”是核心、前提,是主权问题,“两制”既有明确的地域限制,也有明确的主体和非主体之分;“一国两制”国家形式,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有某些复合制特点的单一制国家。张学仁教授结合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及政策,指出“一国两制”是以尊重     

论全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宪制秩序的维护和塑造——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大释法的思考

"港独"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否定,是当前香港宪制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宣誓辱国事件为契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确认和发展了主动释法的程序惯例,巩固了人大释法的地位、范围和效力。第五次人大释法通过明确宣誓就职的法定形式、内容和效力,实质上申明了"一国两制"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石,"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一国"的根本地位。本次释法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特区自治中的主导性,体现了人大释法机制在消除基本法理解的分歧、化解香港政治运行的困局、塑造中央与特区的和谐关系、引导香港宪制秩序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凸显了人大释法在维护和塑造香港宪制秩序中的重要性。特区法院高度尊重该解释,勇于承担维护"一国两制"的宪法使命,实现了人大释法权与香港司法权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将获得香港人民更加广泛的肯定和支持。     

"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的法理核心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首创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国策.最初是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后来最先用于香港回归和治理,已由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予以法律化.明确"一国两制"是香港基本法法理核心的科学内涵,十分有意义."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表现为香港特区权力的来源;国家制度体系的构成;香港兴旺发达的基础.本文批斥有意曲解"一国两制"的言行;重申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在中央;阐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     

香港基本法与香港的回归

香港基本法与香港的回归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萧蔚云香港基本法全面地体现了“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法律保障。要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就必须沿着基本法所指明的方向去做。一、基本法...     

“一国两制”在澳门实践及对香港的启示

回归20年,"一国两制"的优势在澳门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香港和澳门虽然在历史、人文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各有特色,实施"一国两制"的模式也各有差异,但是,澳门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紧紧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加大对青少年的国民教育等方面对香港是有借鉴意义的。     

法律解释的难题

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受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解释态度,试图遵照认识论的要求,将法律解释的过程作为一个追求法律真理的过程,然而,法律解释的主客二分模式遭遇着认识论上的困境,使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面临危机.同时,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在政治哲学上以启蒙哲学的分权思想作为智识资源,然而,对法律解释主体性和历史性的揭示,法律解释很难再与分权逻辑形成话语上的相互支持,法律解释的难题又成为政治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对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理论困境的揭示意味着需要实现理论立场的转换,以清醒地认识法律解释方法论的非足性.     

法律解释方式:从司法解释到判例

由于成文法具有一定的缺陷,故而法律需要通过解释才能对现实发生作用,这种解释法律的职能往往为司法机关所承担.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判决,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并产生新的权利.判决的这种功能需要一种能够使判决相对稳定的制度来支持,然而,中国现行的司法解释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本文认为,需要引进判例制度.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都存在着判例制度,通过判例与成文法的互补,使法律解释以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方式进行,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能够得到有机的统一.     

论一国两制条件下的香港法律体系

随着1997年的临近，对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法制的研究也就显得愈加迫切和重要。本文从理论角度着重对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未来香港法律体系将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一、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及其它规范性文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三、与香港基本法不相抵触的香港原有法律；与这种法律体系相对应，未来香港法律体系呈现出以下特征：基本法作为“小宪法”的特殊性；制定法与判例法并存；以及一国两法两系两城的中国特色。香港这种独特的法律体系，既给传统法学注入了新鲜内容与活力，也标志着中国法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新转折。     

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探究

针对许霆的行为,律师和法院对刑法同一法律条文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法律解释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问题。法律确定性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精神与现实价值,但法律确定性却受到法律对语言的依赖性和法律的经验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揭示了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所应满足的标准。目前各种试图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法律解释路径都存在不同层面的缺陷,而唯有建构在判例之上的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才是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正途。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可资借鉴。     

重构法律解释

关于法律解释的诸多争议,大部分应归咎于法律方法体系的混乱。因而,重构法律解释的关键在于为其在方法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定位。一方面,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必然暗含"裁判理念",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解释是服从立法者抑或主张创造;另一方面,解释方法置于法律推理的理论框架下,将其与背后的实质性依据(理由)紧密结合,最终转化为围绕相关证据的"论辩",不仅突显了其方法论意义,也理顺了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法律解释应做"减法"的课业:放弃对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担保"、设定解释方法运用的限度、清理解释方法清单,并致力于开发"解释规则",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分析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由宪法解释制度、港、澳基本法解释制度与普通法律解释制度等构成,它与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及“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力图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立法解释制度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因,认为我国宪法中所蕴涵的“人民主权”、“民主集中”、“权力监督”等几大原则是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依据,对如何完善立法解释制度作出了初步探讨。     

毛泽东、邓小平与"一国两制"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现实的条件,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香港、澳门已经回归,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将和平统一思想加以发展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的系统化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