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改革:从公私合作到新公共服务——以城市水务为例

通过分析公私合作在我国水务产业中的运用,发现我国水务规制中存在着规制目标偏离、政府承诺缺失、规制机构权责不明确、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等问题。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重视公民权、强调公共利益"的理念,我国水务规制改革的范式应从公私合作演进到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作为水务规制改革的最高利益标准;将中介组织和公众纳入规制主体;对规制机构进行再规制;建立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在规制方式上引入对话与协商。     

经济法立法的分类研究

法律分类是指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对相应法律现象所作的类型化思考。通过法律分类,可以更好地认识相应法律现象。经济法立法按不同标准可以分为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宏观调控法和微观规制法、一般经济法和特别经济法、经济危机和战争时期的经济法、经济转型时期的经济法和经济正常时期的经济法、公法性经济法和私法性经济法等。通过分类,将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的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     

经济法概念浅见

产生于国家干预的经济法,根植于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是以尊重市场机制为前提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弥补民法、行政法的不足,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引导法、规制法、平衡法.     

大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以知识产权法为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本质及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大数据产业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对大数据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共识,主要存在技术本体论、数据本体论、工具论、社会关系论和信息资产论等几种观点.作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法律视野下的大数据是指由计算机技术处理的与目的信息相关的全部电子数据及其结果.大数据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电子数据是大数据的外在表达形式,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具有产权意义的大数据必然与人的智慧活动密切相关,从知识产权法的进路分析,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新的财产形态,这是大数据本质为信息的逻辑结果,是民法财产体系类型化的表达,也是知识产权客体合理扩张的实践理性.     

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失信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失信惩戒并非精准的法律概念,必须运用法律技术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界定。在市场性惩戒、行业性惩戒、社会性惩戒、行政性惩戒、司法性惩戒等惩戒机制中,来自公权力的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点。行政性惩戒措施并非都属于限权性措施。限权性的行政"黑名单"措施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未来制定社会信用法时,应当对失信惩戒进行类型化规制,并以行政性惩戒为重点,对失信行为的构成要件、惩戒措施和程序、信用修复机制等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规制的模式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推行了市场化改革.伴随着此改革,政府也逐步加强了对该领域的法律规制.然而,多年来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制始终未能定型.缺少对城市公共交通规制模式的合理定位是导致此状况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性、市场化改革和规制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为深层次上的重要原因.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政府治理的总体模式及传统、对城市公共交通进行规制的理由、目的 和程度等因素对城市公共交通规制模式的合理定位具有较大影响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进行的规制当选法律规制模式.     

我国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逻辑基础

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西方参与民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理论基础。法律、法规和政策中有关事业单位职工民主管理的规定是我国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现实基础。它们共同构成我国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的逻辑基础。     

论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范围——兼论《物权法》第2条关于物权客体的规定

随着国家经济改革重心的转移,国有资产监管的重点已转向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据此,以物权视角界定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范围是构建其完善的法律预控机制的基本前提.但是,以传统有体财产法构建的我国物权法体系,规范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范围存在着不周延性.文章试从传统物权客体理论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之关联性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传统有体财产法将财产划分为动产与不动产之局限性,以"物权二元结构论"首倡的"一定的财产利益"作为物权客体构筑的物权理论进行客观、全面地界定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范围.     

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发展、问题及规制

公建民营是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的主要方式。在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目标性偏离、功能性质不明、风险预判及防范不足、权益保护措施欠缺、国有资产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可以运用产权制度改革以及基于产权的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养老机构公建民营问题和实际操作。同时,应加强规制,引导非营利法人机构承接运营,明确公建民营后机构的公益属性和职能、风险防范措施、设施使用费的计算和收益属性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以保障各方权益,实现公办养老机构的改革预期。     

跨国并购行政程序的法治化

经济全球化中的法律规制已成国际社会热门议题,其中跨国并购实体与程序法律规制问题地位渐显。跨国并购行政程序,是指包括规制跨国并购领域的一系列行政行为在内的程序的总称,随着中国境内的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关注,我国国内的跨国并购行政程序也在逐渐朝着法治化方向完善。文章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理论工具,尝试提出跨国并购行政程序基于类型化的法治化完善路径。     

美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并购规制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热点.美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体系的构成值得学界分析研究,其健全的法律规制体系和有力的执法体制特点对中国跨国并购规制政策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论管理层收购的立法完善--以国有资产保护为中心

我国管理层收购大量涉及国有资产,其实质是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处置手段和对经营者持股的一种深化.目前,在这种收购方式缺乏应有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规制管理层收购行为,保护国有资产,无疑值得深思.本文拟在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管理层收购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这种收购方式存在问题的根源全面分析,试图从法律角度对完善我国管理层收购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国有资产的保护有所裨益.     

政府采购中商业贿赂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

政府采购中的商业贿赂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它不仅妨害了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极易滋生腐败.因此,必须从法律上进行规制.这种法律规制的经济学基础是成本效益理论,伦理学基础是竞争道德理论,政府采购法基础是公平竞争基本原则,法理学基础是法律价值理论.     

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加快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法规体系;抓好管理制度建设、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加快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具体管理制度建设。     

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立法完善

经营性国有资产是国有资产的主体部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本文从分析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入手,结合国外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认为三层次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并从改革产权制度、建立国有资产代表人制度和建立健全经营性国有资产法律保护体系三个方面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能源革命视域下氢能安全法律规制问题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高质量发展、促进减碳目标实现及建立健全能源安全法治保障体系是氢能安全法律规制的根本诉求。本文从法律政策体系维度之失、安全标准指引维度之缺和监管规制维度之弊三个维度分析了能源革命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架构区域法律政策体系、建立安全标准指引及完善监管规制等法律完善建议。     

提升事业单位员工绩效考核的成效研究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实施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员工绩效考核体系是否科学.目前,事业单位在员工绩效考核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造成了绩效考核本身绩效不彰.组织通过采取民主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科学选取考核方法等措施,有助于防控绩效考核失败,最终实现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     

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

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建构在同性恋合法化的基础之上.凡对同性恋者婚姻权予以法律规制的国家或地区,均已完成同性恋由非法向合法的转型,并遵循了家庭伴侣法案、公民互助契约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规制路径.我国针对同性恋及其婚姻权是否予以法律规制.应从民众认知、文化宽容、伦理审视等层面加以综合分析.     

完善金融法治建设与政府金融规制改革——基于转型时期的逻辑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如何完善金融立法建设和推进政府金融规制改革,以此引领和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已成为理论界和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借鉴演化经济理论分析政府金融规制的生成、演化、“基因”影响和体系形成过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对目前中国政府金融规制体系和特征进行归纳;针对政府金融规制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本文提出统一政府金融规制机构设置的观点,在构建“双参与”和“双评估”流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规制目标”和激励机制的正向作用机理,说明了评估流程设计对于政府金融规制效果起到修正和改进之作用.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问题透析及路径选择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制度供给不足.为此,需要合理定位事业单位的性质,在厘清政府公共服务角色的基础上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强化制度供给的能力;同时,通过深化理论探索降低改革的不确定性,完善制度激励和约束保障机制,减少改革的摩擦成本,进而强化制度供给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