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社会资本与农户新型合作医疗的参与——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影响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对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村庄而言,农户家庭成员外出比例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医疗的行为有显著的负影响;农村居民间的人情关系作为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则对农户参与新型合作医疗有显著的正影响。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养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要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家庭养老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有负向影响,对食品、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消费支出类别影响大,而对东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小。     

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倒U型调节效应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5省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生命周期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探讨就业稳定性与就业地点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显著抑制家庭生产性消费;（2）家庭生命周期在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中具有“倒U型”调节效应;（3）稳定非农就业和异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生活性消费及生产性消费的作用效果均强于不稳定非农就业和本地非农就业。     

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食品消费研究

依据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现阶段的特征,尝试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生命周期进行阶段划分.研究各阶段农户对食品消费的需求特征,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实现食品消费效益在家庭生命周期内最大化.     

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异质性影响研究

采用CFPS2012年7000农户数据,利用OLS和Quantile回归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家庭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是互补条件,两者要同步推进才能促进农户消费。同时,土地流转水平和土地流转费用对农户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土地流转对消费水平更高农户的影响更大,如果家庭成员有非农户口,将能显著提高低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农户人均收入越高、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好,农户消费水平越高     

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建构及其实践策略

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构成,是以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养老等保险制度为主体,以农村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及社会福利为补充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逐步解决农村居民"病有所医"准备了入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行则为农村居民的社会化养老提供了可能.以建构"新农合"和"新农保"等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为重点突破口,是我国从基本国情出发建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策略.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245个村3641户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农户为视角,利用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评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个体以及家庭因素均影响农户评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其中,农户的职业类型、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农户居住的房屋类型是影响农户评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农户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评价与农户的职业类型、身体状况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与农户的房屋类型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改进新型养老保险政策的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研究使用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我国农村居民的总消费、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的总消费、非医疗消费和医疗消费均有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缓解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看病贵、看病难、有病不医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适度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促进保障待遇更加均衡。     

荆州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荆州为例,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缓慢提高,商品化消费比重逐步加大,但还要着力解决收入水平低下、消费环境滞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改变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老龄化”和“少子化”是否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基于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老龄化”和“少子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老龄化”和“少子化”均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老龄化”的影响更为强烈.“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效应可以由农村的养老模式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来解释;“少子化”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正效应的原因在于养育观念的改变以及养育成本的提高.要解决农村消费市场疲软的问题,必须从健全社会保障和提高生产力两方面入手.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98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方法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深层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比较微弱,必须加快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财税政策对新疆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基于可变参数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了1998-2011年间新疆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动态效应.结果发现,从总体上分析,大多数年份财政支出对新疆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税收政策挤入效应较弱.从结构上分析,在大部分年份中,农业类支出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显著挤入效应,科教类支出和医疗卫生类支出对新疆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挤入效应,社会保障类支出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挤入效应;直接税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间接税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都产生微弱的挤入效应.     

农户消费行为与家庭医疗保障

文章以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资料为基础 ,以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为核心 ,重点对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户家庭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变化及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间农户医疗服务消费行为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发现 :随着时间变化 ,农户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均呈“S”型 ,这表明农户的消费行为决策是以收入为基础的。在农户消费倾向呈现一种不断下降趋势情况下 ,家庭医疗服务消费倾向却相反呈现一种直线型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医疗保障已成为农户消费决策所必需考虑的重要问题。事实上 ,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拉动内需的关键就在解决包括农村医疗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问题 ,而不是动用利率杠杆 ,降低银行储蓄利率等     

西部农村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陕西为例

以陕西农村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本文使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对生活消费差距的影响.文章认为,低收入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医疗保健对农村家庭是奢侈品,西部农村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不均等程度很高,增加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会扩大生活消费的基尼系数.建议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充分重视西部地区低收人家庭的医疗保健需求,促进健康公平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     

数字化支付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战略意义。通过构建数字化支付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化支付对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化支付能有效降低商品消费的价格敏感性和资金约束,通过心理账户和消费信贷两条中介路径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不同资金来源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表现为基于活期储蓄的数字化支付较基于消费信贷的数字化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效果更明显。由此建议聚焦数字赋能以改善农村数字化支付环境,创新消费信贷产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推动农村居民发展新型消费,释放消费潜力。     

基于ELES模型的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陕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建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陕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较为强烈;在八大基本消费品中,住房、食品和医保占比较重;消费水平偏低,消费潜能得不到释放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政府应努力扩大农村居民就业,增加其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     

影响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 北京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的个案调查

本文以对北京市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的农户家庭消费特征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家庭消费的制度化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活方式和需求环境等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农户家庭消费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