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应熙教授史学成就述略

金应熙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金应熙教授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他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两位老师许地山和陈寅恪的影响甚大,在这种师承的直接影响下,就形成其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钩稽贯穿和考辨分析,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求历史的沿革变化、因果关系,并重视探讨周边民族史的治史特点。他对中国王位继承法的研究,慧眼独识,别开生面,而又视野开阔;他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开拓性意义;他对国外学术成果的评价,至今仍具启迪作用。金应熙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领域亦颇有建树,是香港史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朱熹治史价值论阐微

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①的浙学学...     

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

钱大昕之历史考证学在当时享有盛名,并对近代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在于他治史有鲜明的特色。一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对历代正史中文字错讹、记载错误等项作系统的考辨,“订千年未正之讹”,把传统考证方法提高到新水平。二是把考证的史料范围扩大到典籍以外,以金石文字证史,开近代以考古文物证史、“二重证据法”之先河。三是有很高的史识,不仅考史上运用了缜密的逻辑思维,且对许多历史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故他与只会作琐屑考证者不同,具有理性思维的光彩     

近代、当代学者的相殊与相通——《元史译文证补校注》读后

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引,同时也由于学术自身规律发展使然,中国近代学术在清末出现新的转机。在史学领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新的变通:其一是治史范围偏离正史故道,西北史地、边疆史、蒙古史成为一时之热门;其二是治史方法上突破以书证书而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出现,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洪钧受当时学术气氛的熏染,将视野投向蒙元史领域,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在治史方法上突破了明代以来研究元史只限于汉文史料的局限,大胆引用波斯、阿拉伯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研究蒙元史的成果,开辟了外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互证互补的“证补”之路,不仅使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的研究业绩;其二是他考据史学的方法论.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王国维治史的方法,概括起来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确实具有治学的科学因素.现作初步探索.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祢衡:老年徐渭的少年情怀——兼《狂鼓史》系年考

关于徐渭《狂鼓史》的写作年代,至今争议不定.徐渭究竟何时写作此剧,关系到对此剧主题动机的解析.分析徐朔方、骆玉明所代表的不同推断,以徐渭的相关诗文作品和《狂鼓史》文本相参证,推断徐渭是在完成塞北之行后,回到绍兴(山阴)创作此剧,徐渭不仅在历史人物祢衡身上找到了深刻的自我认同,而且将祢衡作为他晚年孕育出的少年情怀的象征.在《狂鼓史》中,祢衡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而是一个超越岁月的意气超迈的“少年徐渭”.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元诗同题集咏中的诗文图共存及其文学史意义

诗文图共存是元诗一个显著的现象,"诗文图同一"观念深深影响着元人的艺术风格和文风走向。元人借助诗文图共存的方式表达人生理想、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操,推动了明清文人对诗文图三者结合的艺术形式的认同。诗文图共存的同题集咏是一种表达生命态度的方式,隐藏着对现实的认知和强烈的儒家伦理诉求,是元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诗文图三者文体互补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大大提高文化传播价值,丰富了史书不具有的细节,达到以图文证史的目的。     

浅议王船山治史方法论及其现实价值

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在十七世纪风云变幻和宋明道学严重禁锢的历史条件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宏气魂,独立思考,“破块启蒙”,留下了许多论述“经世之大略”的不朽篇章,成为我国历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启蒙学者,蜚声海内外。他的成就的取得,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套独具一格的治史方法论。船山之治史,紧扣着时代精神的脉搏,强调经世致用,努力使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古为今用”。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他创造了一套关于写史,读史、论史、用史的方法理论。认真研读他的治史之论,对于我们今天治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本文试就这一问题,阐明管见,就教于海内外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