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

文章提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文章还论述了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和渐进式制度变迁各自的优缺点。     

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一个基于银行视角的分析

中国金融制度不等同于银行制度,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金融制度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银行制度的变迁,而银行制度的变迁是在国家供给主导下的渐进过程,其实质是银行功能的演进轨迹。     

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模式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我国金融制度改革实践采取的是一种至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而没有选择至下而上的自发的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一制度变迁模式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是合理和正当的。     

政府行为的制度变迁

在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主导因素和决定性的变量是政府的行为,而政府行为制度变迁的关键是做政府该做的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的关键是缩短行政触角,减少政府对市场流通的限制;限制行业垄断,加强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实行公共财政,提供公共物品。必须加强政府自身的能力建设,实施依法行政,提高公民参政议政的水平,培育社会中间组织,促进政府的职能到位,使政府的行为步入有限、合理、高效的轨道。     

金融缺口、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理论综述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非正规金融的演变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我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和国家长期金融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金融缺口产生了获利机会,而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制度变迁阶段的周期理论

本文对制度变迁的阶段周期理论提出的初步假说是：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三个阶段所组成的周期。制度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在制度僵滞阶段是独占型利益集团主导,在制度创新阶段是创新型利益集团主导,在制度均衡阶段是分享型利益集团主导。因而,制度变迁就是一个由主导型利益集团推动的阶段周期演进过程。在上一个周期完成后,又进入下一个周期的变迁过程     

制度约束、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演化

从制度约束和行为变迁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理论框架,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考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外部维度是指国家制度约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而内部维度就是农户空间行为,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农户的居住、就业、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空间行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农户空间行为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及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空间问题一直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需要我们给予反思和调整。     

生产力、阶级与国家:马克思制度变迁的机理分析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探究人类社会演变规律和制度变迁动因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简言之,它是一种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而马克思是借助生产力、阶级和国家这三个相互衔接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脉络,揭示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的.其中,生产力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阶级是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国家是制度变迁的核心内容.正是这三者较为完整地解释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制度变迁的逻辑链条.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财政压力下的日本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财政问题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影响。战后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形成的"强政府干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日本的"强政府干预"模式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稳定且复杂的系统,而政府主导的改革又无异于"自我革命",因而制度变迁是困难的。本文通过对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的动因——效果(即"政府、企业、个人"关系变化)的考察,认为财政危机是构成日本制度变迁的"硬约束",财政压力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官主导"模式演化的直接起因。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俄罗斯的10年演变

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深入分析了俄罗斯变迁的动因和绩效 ,指出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具有强制性、根本性、激进性和移植性四大特点。它虽然取得了局部成效 ,但付出了过高的成本和巨大的代价 ,并且没有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犯了理想主义错误。在制度变迁中应当辩证地对待本国的制度遗产 ,注重营造新制度运行的制度环境 ,努力开展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而又曲折的过程 ,俄罗斯正在努力进行新的探索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刍议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是指“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四个文明的发展方向,五大内容的发展模式”。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论文明模式的形成与变革

文明模式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现象形态。人类文明模式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形成,但文明只要还是人类的文明,文明模式的形成就不可能离开人的存在。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人成为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层次结构系统,同时也就形成了文明模式。文明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会面临机遇和挑战,在不同文明模式的冲击、融合之中会形成新的内容,出现新的变革等,然而这一切都是由人自己存在的各层次平衡到不平衡决定的。     

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价体系探索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建立科学、统一、简便的绩效评价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构建新农村建设绩效评价体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甄选评价指标，分配以适当的权重，并规定在具体应用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构筑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明网络环境的保障机制

网络对于青少年成长发展具有双重影响和作用,对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筑起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文明网络环境,需要完善学校引领机制、营造家庭监护机制、建立产业自律机制、构筑道德教化机制、强化法律约束机制、形成齐抓共管机制。全社会应自觉地参与到建设文明网络环境的活动中来,承担起应有的历史责任,构筑文明网络环境的保障机制,才能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论英国行政裁判制度的晚近改革

英国行政裁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裁判所地位不够独立、裁判程序复杂化、裁判所体系分散、裁判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英国政府采纳里盖特委员会报告的建议,对行政裁判制度进行改革,使英国的行政裁判制度转变为独立裁判制度。     

突发公共事件预警机制的体系构建

从社会学角度说,社会系统是比自然系统更具有复杂性、动态性、非线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超复杂系统。建立健全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国家战略高度来看,要建立健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中心、预警决策分析机制、预警网络、制度法规以及民众自我保护机制等方面的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和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这是提高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必然要求。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长期革命历史的产物,是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产生、发展、演变历史的延续.实行这一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拒绝到赞同,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实行到形成和确立的不断认识、曲折发展、逐步完善的演变过程.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孕育、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确立、曲折、发展,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几个历史阶段.总之,从这一制度演变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的重要地位.     

试论我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实施

员工持股制度的操作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其实施过程中 ,必须遵循科学的操作程序 ,如对企业进行前期诊断 ,对受益对象进行调查分析 ,对资产进行评估 ,决定受让股份和认购形式 ,制订认购股权申请书 ,成立员工持股会等 ,并同步实行企业管理变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关于现行民诉抗诉案件再审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诉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享有抗诉监督权，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抗诉的事由过于宽泛、检察机关在出庭时的地位尴尬、抗诉的程序复杂时间太长、抗诉过程容易产生干扰、抗诉证据容易灭失以及再审案件管辖权的设置不够科学等，建议从适当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设定同级抗诉制度和设立专门再审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