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的难解之疑

《春柳堂诗稿》因录有四首有关曹雪芹生平资料的诗而被红学研究者重视,但自20世纪50年代公布以来,围绕其真伪和作者是谁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囿于研究资料的匮乏,至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未有定论,可能影响《诗稿》的红学研究价值。梳理三个“难解之疑”,对《春柳堂诗稿》隐而未见于《熙朝雅颂集》《清诗汇》等诗文集、写作年代不明、作者与刊刻者之间的祖孙关系与年龄差距的矛盾等三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提出解决思路。     

如何对待曹雪芹材料中的矛盾

一、如何对待《春柳堂诗稿》的矛盾《泰柳堂诗稿》有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从版本本身的情况看,不像是出于作伪。《诗稿》中收有四首与曹雪芹《曹芹溪》有关的诗,它们是：《怀曹芹溪》、《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意废寺＞原韵》、《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其中关于曹芹溪的两首,题下还加了小注：《题芹溪居士》《姓曹,名,字梦院,号芹溪居士。其人工待善画。》《伤芹溪居士》（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末五旬而卒。）王利器先生《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认为《春柳堂诗稿》这份材料可以解决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四个…     

踏破铁鞋“龙二府”——黄一农先生“e考据”回应

析探《春柳堂诗稿》作者宜泉的"交游网络",是考证宜泉生平经历的有效思路之一。从已有的三个"龙二府"入手,也许会引导我们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蒋心余的情感心态及其诗歌艺术特征

乾隆一朝，蒋心余（蒋士铨之字）诗名甚隆，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但从通行旧刊《忠雅堂诗集》来看，蒋之于袁、赵，不仅诗篇较少，议论风调亦不相类，故今人多认为“三克旗鼓各相当”之说未允。本文以《蒋清容先生手书诗稿》为依据，考察蒋心余情感世界的丰富内涵与组唐纬宋，融汇前人，自成一家的奇伟壮丽的创作特色，展现其“性灵诗人”的风貌，对心余创作在乾隆诗坛的影响和地位可以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     

曹雪芹名字新证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名字,学术界向有争议。笔者认为从《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可知曹雪芹的名为＂曹天祐＂,从曹雪芹的朋友的记载中我们可推知曹雪芹的字为＂霑＂。张宜全《春柳堂诗稿》有关曹雪芹的注文和他人评点文字一样的字号,笔者怀疑不一定是张本人所写,故其有关曹雪芹的名、字的说法也是不足信的。综合相关材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曹雪芹,姓曹,名天祐,字霑,号雪芹、芹溪、芹圃、梦阮等。     

“雪芹三友”诗探微

关于曹雪芹,我们至今仍然了解得相当少。因此,“雪芹三友”诗,即敦敏的《懋斋诗钞》、敦诚的《四松堂集》和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便成了考证其世家生平的珍贵资料。对于这三部诗集中有关寄怀雪芹的篇章,诸家历来大都认为是对曹雪芹一人生活情状的描绘,从而证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种种情形。笔者初读这些诗句时,也与诸家同见,但几读之后,却发现在这些诗句中不仅活现着曹雪芹的形象,也或直或曲、或明或暗地闪动着另一个人的影子,觉得以往对曹雪芹某些方面的考证似有张冠李戴之误,拙笔愿将对此所探之微举出讨论,以领方家教正。     

《绿野仙踪》与嘉靖奉玄

《绿野仙踪》以明朝嘉靖时期为历史背景,在讲史这部分内容与历史的契合点较多。嘉靖皇帝是明代尊崇道教最为虔诚的皇帝,《绿野仙踪》对嘉靖皇帝的崇道奉玄有所描写,再现了明朝的历史,具有很强的历史厚重感。     

《南诏图传》中补绘的“文武皇帝”考

关于《南诏图传》的补续部分,过去学者们一直认为"文武皇帝"为长和国建立者郑买嗣,但是根据图中张保行获"赐姓杨"的题记,以及尊崇西洱河神等内容,可以推断其应补作于义宁国时期,图中所记"文武皇帝"为义宁国建立者杨干贞,所绘内容和文字表述均为义宁国起源的历史传说,故应为《义宁国图传》。     

《孔雀东南飞》中称谓词的时代特征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成诗年代,一直众说纷纭。"新妇"、"姥"、"妾"、"君"、"卿"、"阿(母、兄)"等几个称谓词的使用情况,充分反映了魏晋时期语言的特征。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文献中称谓词的使用情况能与之相互印证,从而可以推断《孔雀东南飞》的成诗年代是魏晋时期。     

试说《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

《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对此一直是众说纷纭。我认为这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恶果之一。是乾隆的"文字狱"破坏了《红楼梦》的完整。但"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最终还是曹雪芹本人做出的抉择。不过,曹雪芹不愧是文章高手,即使"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八十回本的《红楼梦》仍不失为一部"完整的作品"。     

《破釜沉舟集》拾零及其他——鲁迅收到的一本新诗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这本诗稿,即陈梦韶的《破釜沉舟集》。这是一本新诗集,油印稿本,用彩色丝带装钉,颇为美观。由于种种原因。世人不知道这本诗稿的内容;新版《鲁迅全集》亦无注释。一九七五年酷暑天,梦韶先生在逆境中“为纪念往事”,将“旧作拾零”(即《破釜沉舟集》原本诗稿)十二篇,加上选译《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唐诗》,总共是八十七篇白话诗,复写三份,装成卷帙。其中一册赠我。卷面仍题为《破釜沉舟集》,     

黑格尔观念中的中国:剖析与考辨(下)

二、黑格尔关于中国认识和观念中的谬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些观念长期以来已经引起了诸多争论,比如他认为东方国家(中国是他的一个例子)是"历史的幼年时期"①或"历史的少年时代"。②关于这一点,本文不赘。本文要考辨的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1、关于政令出于皇帝一人的表述黑格尔谈中华帝国行政时说:"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③按照上下文可知,黑格尔此处当说的是清     

无处不在的堂吉诃德

由一个古老的承诺引出的话题 400年前,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在他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序里说,收到中国皇帝用中文写的一封信,邀请堂吉诃德前往中国游历,皇帝还说要建一所学校,用来教授塞万提斯的作品。     

论丁绍仪对谭献词学阐释论的影响

清代词学家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一观点强调了读者的地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超越作者所赋予的意义.由于这一观点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并在词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谭献的这一观点是从清代另一位词学家丁绍仪的词学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丁绍仪的观点是:"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理由有二:其一,丁绍仪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是《听秋声馆词话》,该书刊行的时间为1869年,要比谭献《复堂词录》的成书时间(1882)早13年;其二,谭献的《复堂日记》多次记录了他阅读并借鉴《听秋声馆词话》的事实.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这一情况,从而妨碍了对词学理论史的正确认识.     

“西塞山前”并非张志和所作

有名的“西塞山前白鹭飞”等五首《渔歌子》词,几百年来都认为是唐人张志和的作品。但实际上,它是颜真卿赠给张志和的词,作者不是张志和,而是颜真卿。 记载这一历史真相的是唐人朱景玄。他在《唐朝名画录》中说:“张志和或号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即《渔歌子》,下同,笔者注)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宋代皇帝罪己现象之考察

天谴思想、民本文化和儒学的发展演变,从思想文化上有助于两宋皇帝罪己观念的养成。罪己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人君证明其"天子"身份诉求、获取臣民信任和调整政策的契机。作为天水一朝祖宗家法的重要一环,与罪己责躬相关的教育贯穿大多数宋代帝王的一生。两宋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更加自主地监督君主,推动统治者在潜移默化中关注自省自查。除此之外,游牧民族连绵不断的内侵也是激发宋代帝王罪己责躬的因素之一。     

法式善诗歌美学观简论

法式善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位有成就的蒙古族诗人、学者。著作有《存素堂诗集》、《存素堂文集》、《梧门诗话》、《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等多种。笔者近日重读其诗作、诗论,深感其有一整套相当鲜明完整的诗歌美学观,很有必要评介于世,故不揣浅陋,拟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论述。     

《野草》试论

长期以来,在《野草》的研究中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野草》是鲁迅先生作品中情调比较消极、阴暗的部分,《野草》不及鲁迅先生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积极、乐观、战斗性强。在具体的分析中,有人把《野草》分为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认为一部分作品的倾向是战斗的、乐观的,而一部分作品的倾向是消极的、悲观的。以我管窥之见,总     

中国克制与自信不是一回事——与吴建民先生商榷

6月22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刊登吴建民先生一篇文章《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笔者以为,"克制"和"自信"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怎么被吴先生画上等号了?     

苏轼与秦观各一首《南歌子》解读质疑

认为苏轼的《南歌子·舞妓》是答秦观的《南 歌子·赠东坡侍妾朝云》,近年来似已成为定论。本文提出质疑,认为苏轼词不是写朝云, 秦观词是悼念朝云,二词并无赠答关系,并非写于元 元年或元 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