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悲剧主角的酒神狄奥尼索斯

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艺术精神发端于尼采的作品《悲剧的诞生》,并贯穿于整个尼采的思想。在《悲剧的诞生》中,古希腊悲剧作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最高和解,但事实上酒神狄奥尼索斯却是悲剧的主角,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艺术精神也在根本上成为对生命、存在与生成的"肯定"。     

黎烈文《申报·自由谈》编辑思想管窥

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编辑、作家兼翻译家。他于1932年春自法国归国,12月1日应《申报》馆老板史量才的邀请,出任副刊《自由谈》主编,至1934年5月9日辞职,前后历一年半的时间。此前《自由谈》的主编是礼拜六派的主将周瘦鹃。《自由谈》上登载了大量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作者大多是吴门文人,文风“陈腐到太不象样”,招致了各方的批评,引起了《申报》高层的不满。《申报》是商业性报纸,扩大读者面和影响,提高发行量,创出更好的经营业绩本是题中之意。此外,“一二·八”之     

受难-救赎-永生--从女主人公拉拉看《日瓦戈医生》的宗教意蕴

在《日瓦戈医生》中，拉拉完成了从受难到救赎并获得精神永生的转变过程。与恶势力的苦苦抗争，对爱情、自由和美的追求都在拉拉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作者通过对其堕落、抗争、追求的描绘，升华出一个从受难到救赎、从救赎再到永生的基督圣徒式形象。《日瓦戈医生》展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带有浓厚的启示性色彩。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自然·本能·和谐——《马贩子的女儿》之生态解读

《马贩子的女儿》是劳伦斯著名的短篇小说,被评论家称为“觉醒的诗篇”.作者以其擅长的象征手法和心理描写,生动地勾勒出现代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精神压抑、本能丧失等一系列生态危机.从生态视角出发,围绕小说中压抑与本能这一主线,揭示金钱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对立,这种自然涵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升华到了人性的自然,进而探索人性回归、精神生态和两性和谐的主题思想.     

抽象:现代艺术精神

本文主要论述了抽象在现代艺术中的独特地位.传统艺术建基于可视世界的逻辑之上,与抽象的关系是疏离的;但在现代艺术时期,抽象作为一种艺术精神,突破了可视世界的逻辑,走出公众的视线,突进到"存在的空白"之上,因而呈现出艺术本体的自由开放性、包容性和生命能动性,在使艺术传统强制性延搁的同时,又与历史走向了和解.     

于"抵抗处"求"和解":《聊斋志异》的分裂性情爱叙事

对于自由爱情的大胆书写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经典价值,但正是在这些已经获得公认的叛逆性情爱叙事之中,蒲松龄又不自觉地把对于礼教道德的顾忌和情感紧张播撒在这些抵抗性文本中,从而构成一种既反抗礼教却又不断与之"和解"的分裂性叙事.这种和解方式一是以"正妻缺席"的方式规避自由爱情与礼教婚姻的冲突;二是作为礼教抵抗性书写的特有方式--"鬼狐",又成为通向礼教之门.这种既抵抗又和解的心态以及幻想式的解决方式,不仅未能淡化礼教对人性自由的巨大压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一种渴望享受自由却又怕承担反抗礼教后果的虚弱与焦虑.     

“欲”的剥示——论《但泽三部曲·猫与鼠》中赋启蒙精神的象征意象

君特.格拉斯是一位著名的战后德国文学家,他以其主要作品《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获得了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而《猫与鼠》,作为三部曲中唯一的中篇却以其前所未有张力和丰富博深的象征意象承载并传达着作者宏大的启蒙精神。以此为解码口,详细论述《猫与鼠》中赋启蒙精神的象征意象,以此探寻作者最深邃、最睿智的思想深处,开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本源。     

自由人的“房子”: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创作理念与实践

艾丽丝·默多克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好的艺术"和"自由人",她认为优秀的小说如同一栋房子,能让小说中的人物自由地生活于其中,"好的艺术"在于能把艺术形式与千奇百怪、偶然不定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网下》、《黑王子》、《书与友谊》分别代表着默多克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其中的人物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艾丽丝·默多克通过编织复杂的人物关系使得小说中人物的自由生活成为可能。     

自由家园的建构与超越——《西游记》“花果山”新解

《西游记》中从花果山到灵山的故事情节,虽由西天取经的题旨决定,但也由作者的艺术匠心所致。作者可能汲取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桃花源记》、《水浒传》等前代文学作品的营养,从而成功地创造出花果山——孙悟空的自由家园这一理想境界。花果山是嫁接了多种文学因素而构成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孙悟空后来却离弃了花果山,走向了灵山,其人生追求的历程,生动地体现出儒释道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西游记》中,花果山和孙悟空的形象最富有中华文化的意蕴。     

《庄子 · 天下》道术与方术考

单纯从学理上去阐述"道术"与"方术"的内涵,会与《庄子·天下》文本产生诸多的矛盾冲突,其实"道术"与"方术"主要是学术分期的概念,《庄子·天下》作者根据他所接触的古代文献和思想史材料总结提出了这一创造性见解,而且在这一学术分期的背后实际上对应着思想史的真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这一学术分期的提出并不是《庄子·天下》作者的凭空杜撰.《庄子·天下》实乃我国先秦学术史上当之无愧的一篇极重要的珍贵文献.     

《红楼梦》的作者·说者·评者

曹雪芹的作者身份,时常被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红楼梦》的素材来源以及成书过程比较复杂。《红楼梦》的素材来源,既有曹雪芹本人的切身经历,又有他目睹的诸多社会现实,还有他听说的一些"故事"。我们认为,《红楼梦》在其创作过程中,既有"作者",又有"说者",而且还有"评者"。此三"者"各有所长,不可或缺。     

论《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对女性解放主题的追问与反思

自"五四"时期到当下社会,女性解放的主题在许多作家笔下都有不同层面的展现。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用隽永而深切的笔触描绘了故乡三斗坪的风土人情,也用细腻而婉转的调子奏响了女性的生命之歌。聂华苓深邃的思想并未停留在呼唤女性解放的表层,而是探入人性、世事深处,挖掘出女性解放遇到的种种人性问题与人生困惑,寄予了作者深深的忧思与无限期望。     

史才·诗笔·议论——《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

"实录"精神、典型化原则、春秋笔法、史传手法显示了曹雪芹的良史之才;渗透在意境营造、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等环节中浓郁的诗意,使《红楼梦》堪称诗化小说;精辟、独到的议论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理念,展现了人物个性,揭示了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构成了《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     

从湖湘文化看丁玲早年创作心态

丁玲无意走上创作之路,却成为中国现代特有的知名作家之一。她早年的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她们具有对传统男尊女卑的极端反叛的非常鲜明的特点。"莎菲"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典型代表,一时成为丁玲的代名词。这些作品闪烁着"五四"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光芒,也充满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这些在男人世界中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小说形象,正是作者的缩影,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体现。这与其一生坎坷不平,晚年政治化的心态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酵母》的艺术形式

《酵母》表面"破碎"的形式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艺术上的无能.金斯利的技巧就是用貌似不连贯的叙述来表现他对支离破碎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体验.他那"破碎"的行文风格是小说的主题--在破碎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归宿--的完美体现,它使主题的效果和意义得到了扩展.小说中高度组织起来的凌乱体现了一种艺术风格,它旨在取得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向常人自以为是的信念和假设挑战.     

《世说新语·贤媛》选录特色探析

以刘向《列女传》选录优秀女子的六大标准为参照系,比较《世说新语.贤媛》与《列女传》、《后汉书.列女传》、《晋书.列女传》在择取材料等方面的异同,可以看到它们在对女子的价值评判准则和审美取向上的差异。三部列女传所体现的思想精髓是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重在表彰女子的德行;《世说新语.贤媛》则明显受魏晋时期推崇玄学、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风气的影响,旨在凸显女子的才智。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执行和解制度

行政法学理论通常认为执行和解不得在行政领域实施。但笔者认为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出现,行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可自由行使。本文采用逻辑类推方式,具体阐释了行政强制执行中执行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分析了指出执行和解的限定条件、法律救济以及非诉强制执行中法院审查等相关问题,以期为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提供一些立法参考。     

“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小议《牡丹亭》的主题

参考前人观点,提出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通过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故事赞扬了人至纯的"天然"本性力量,要求从世俗枷锁中解放这种"天然"本性,这本性的解放即从肉体欲望到个性精神的全面自由。     

《尚书·金縢》新探

清华简《金縢》提供了研究传世本《金縢》的新文本,清华简《系年》所载周初史事对《金縢》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些新材料澄清了周初重要史事的基本脉络。周公所言"我之弗辟"指诛杀武庚,而非三监;周公遗《鸱鸮》诗于成王未获谅解是因为周公对摄政之事只字未提;最终使成王释疑的是周公以身代武王死一事的公布;成王与周公二人最终和解,进而开创出周人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