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现代东亚价值观

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东亚国家近现代时期主要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现代东亚文明在精神层面其核心是现代东亚价值，这种价值观的思想根基显然是儒学。事实已经和仍在继续证明，东亚模式基本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儒家文化既处于东亚模式的结构性关系中，又处于历时性关系中，随着东亚模式的更新、完善和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塑造。因此，儒家文化可以与现代化相结合，现代化割不断与传统的联系，在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发展现代化事业，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这种儒家文化传统资源，应当是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儒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儒学的“仁爱”原则、“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大同”之理想具有普适的超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倡导儒家的智慧良知。儒家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儒学的内在性与东亚价值观的共识

儒学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根据,因而在人生实践中就可以达到理性的人生境界。儒学立足于内在性原则,倡导超越性原则,确立了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儒学强调内在性,主张人性善,具有凝聚群体的功用,范导着人本主义取向;强调超越性,主张超凡入圣,积极面对现实,提升人生境界,范导着淑世主义的取向;儒学强调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范导着和平主义的取向。这三种取向是东亚价值观的共识。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王国维的儒学范畴诠释及其范式意义

王国堆以西方哲学理论、学说为坐标.对"命"、"仁"、"诚"等儒学范畴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儒学之"令"是一种无忧无畏的"任天主义".儒学之"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主义.儒学之"诚"既是一种永远活动的本体,又是一种预见能力.这种以西学为坐标的诠释架构、积极健康的诠释方向、客观理性的诠释态度、精深细腻的诠释技巧.足以成为当今儒学研究中可资效仿的范式.     

创造性转化的精神考古--论杜维明儒学思想的四大原则

本文以一种精神考古的方式对杜维明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挖掘,发现创造性转化是杜氏的思想核心,其中有四个主要原则构成其逻辑基础,进而做出了简要的评价.     

儒学日本化的现代诠释--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剖析

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儒学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一些思想因素都发生了异化,儒学这种具有的亲和力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儒学团体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平台与温床.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庞杂的体系中,国家主义是其基础.所谓"合理"的扩张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从近二十年儒学讨论看东亚区域意识的强化

1978年以后,关于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持续了二十多年,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众多学者参与了这一讨论.在讨论中,认同儒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儒学是东亚社会教育的根本,是东亚经济成就产生的文化根据,是东亚人的心灵皈依之所成为主流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区域意识的心理和情感基础.东亚区域意识作为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共谋发展的观念是有正面意义的.但全面强化东亚意识,以此对抗"西化压力",导自区域自固观念的强化就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视角——《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读后

《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一书提出要把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置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加以研究的新视角,从这一新的视角入手,该书对近代日本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论析,提出“融合与共生”是日本哲学的基本特征。该书进而从日本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视域论证此特征,提出构建和谐东亚、和谐世界的哲学基础是东方哲学家的共同课题。     

中国的东亚认同与东亚话语建构

因为“东亚”一词带有一些历史阴影,中国学界一直较少正面使用它。近年来中国学者曾在不同层面上对“东亚”概念予以批判、考察与清算。20世纪90年代,“东亚儒学”概念从境外传入,激活了中国大陆儒学界的“东亚”话语,学者们通过“东亚儒学”认同东亚,对各国儒学的不同特质予以辨异。同时,中国学者还参与国际性的“东亚共同体”讨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并在“共同体”与“社会”的性质区别中,认识到“东亚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东亚认同”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东亚儒学”传入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是中国“东亚”话语建构的两个主要契机,形成了独特的“东亚”话语体系,是中国“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儒学的特质与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探求

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内在根源就在于儒学的特质.儒学的特质就表现为"哲学、政治、宗教的三合一",或者"为学"、"为政"和"教化"的三合一.而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思考和探求,应该以拆解和超越儒学的特质,应该以"让哲学的归哲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让宗教的归宗教"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前提和基础出发,在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的探求中,最为牵动我们神经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学应该而又能够如何存续和发展.而在政教分离的意义上,儒教要想作为一种"宗教"而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方式,它还需要使自身更为"宗教化".     

论儒学与哲学的关系——对任文利先生批评的回应

仅仅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为出发点的思想方式,未能进入前哲学、前形而上学的"生活-存在"的思想视域."生活儒学"首先回归作为大本大源的生活、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本源上,才能解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立是何以可能的.在这种本源上,"生活儒学"不仅重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而且重建作为形而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诠释学作为理解的哲学,它对诠释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在理解与诠释的关系考察与阐发中进行的。在诠释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诠释意义的把握和对诠释的态度就体现在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关系之中。本文旨在探讨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主要从五个层面阐述理解与诠释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西方诠释学传统中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觉”:杨慈湖对心学的创造性诠释

"觉"是杨慈湖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他对心学的理解中占有首出地位。杨慈湖不仅对"觉"有自己的规定与分判,而且还形成一整套论"觉"的思想言说。这套论"觉"的话语的开启点是"微觉",核心是"常明常觉",由此所达至的境界,便表现为"永"或"无思无为"。从思想性质上看,"觉"这一重要思想范畴,是杨慈湖在践履陆九渊心学过程中融摄佛禅的系统呈现,是一个本体—工夫论的诠释体系;他这一理论实践,既显现出他对心学的独特理解,又为心学的后续开展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教养。     

简论儒学与东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儒学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分析研究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与东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于我们扩大对外开放,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