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构建

三江源区生态在全国乃至亚洲的生态安全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但在对三江源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补偿具有重要保障价值的制度构建方面,我国至今仍没有全国统一的立法,这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生态补偿法治化造成了巨大障碍。因而,合理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三江源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生态补偿法治化意义重大。     

生物多样性保护视阈下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国外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富有特色。随着认识的深化,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但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考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借鉴国外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刑事立法,是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路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旅游等资源丰富,湿地面积大,生物多样.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淡水资源、均化洪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立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实际情况,通过制定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价格制度,完善生态补偿税费制度和充分保障公众环境参与权的实现等具体可行的法律制度来调节各主体的责权利关系.     

“绿色与绿色”的冲突与协调——基于可再生能源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法律制度矛盾的分析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已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可再生能源用地需求与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主要表现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与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空间冲突,可再生能源规划与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规则冲突,可再生能源扩张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冲突。导致冲突的外因为可再生能源空间规划的法律实现尚未成熟,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土地利用的间接影响被忽视。目前,美国、欧盟与德国在可再生能源用地和生态保护制度方面的立法与实践对中国有可借鉴之处,中国亦可通过设立可再生能源专属规划区缓和空间冲突,为可再生能源用地提供法律保障以解决规则冲突,完善可再生能源用地管理框架以协调价值冲突。     

论野生动物致害之法律救济

我国在野生动物的保护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事件频繁发生,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积极性。因此,对野生动物致害进行法律救济是野生动物保护机制不可忽视的环节。我国的现行立法对野生动物致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救济,但是这些救济仍然贫乏,相关规定存在着诸多的漏洞与空白。国外的立法经验为我国野生动物致害救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我国野生动物致害的救济制度应从统一立法、明确野生动物的归属状态、建立专项赔偿基金、建立有效保险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保障

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海洋生态建设的立法中存在海洋生态保护缺乏、新兴海洋产业的立法不足、管理部门职能交叉问题严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不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依据不足、缺乏海岸线保护方面的规定等问题.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急需通过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海洋管理机构的组织立法、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法律制度等的相关立法来予以解决.     

环境伦理观与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的相关问题

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在动力 ,环境伦理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分析评价了动物权利主义、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三种极具代表性的环境伦理观 ,作者认为 ,以“大地伦理学”为基础的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观超越了动物权利主义和生物平等主义的局限性 ,能够更好的解决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环境伦理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取向一致 ,为走向深层次的生物的法律多样性保护指明了道路。     

野生动物禁食制度的革新——从野生动物三重概念的剖析入手

野生动物禁食问题牵涉生物多样性保护、公共卫生安全、扶贫攻坚、驯养繁殖产业发展等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在明晰野生动物的常识概念、科学概念、法律概念之三重概念和人工繁育动物的三大类型等重大“事理”基础上,以“禁食”“可食”“倡导不食”的三分法、疫情时期和非疫情时期的二分法为分析框架,进行分类施策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基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疫情风险防控需要,必须将野生动物中的“疫源疫病动物”和“重点保护动物”纳入禁食“黑名单”。另一方面,基于利益平衡原则,也有必要将确有证据证明卫生安全的野生动物,特别是可以商业性经营利用、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卫生安全的人工繁育动物,纳入可食“白名单”。至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较小的其他野生动物,特别是无脊椎动物和人工繁育动物,可纳入倡导不食的“灰名单”,并规定禁止毁灭性利用的底线。     

论我国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及其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确立并发挥作用,是法安定性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权衡的结果,其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信赖保护原则应贯穿于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但我国目前仅在《行政许可法》中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不仅适用范围过窄,而且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对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将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为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推动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击与国际法制度协调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是人类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已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产生严重冲击,现行国际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作出有力回应,这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严峻挑战.本文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上,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以导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因素为行动主要对象,增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制度型构、公约执行、机构运行和履约机制等方面的共同进步和协调统一,协调两大国际条约体系,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     

“活熊取胆”风波的法律透视

"活熊取胆"并不是一个法律层面上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议反映了当前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关怀的逐渐升温,对此,立法应作出必要的回应。我国当前并不具备进行专门动物福利立法或在民法中创设"法律物格"制度的现实条件,可以通过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有关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以及野生动物产品出售、收购、利用的法律规定的修改、完善,逐步推动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进程。     

论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与措施,对于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人类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持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实践的考察,从立法模式、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方面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构提出了建议.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与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保护.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主要有<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及<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建立国际惠益分享机制,遵循公平分享原则、发展中国家优先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惠益分享方式上可有货币和非货币两种选择.     

反倾销立法中的公共利益原则

为了避免反倾销成为片面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的手段,将公共利益原则纳入反倾销立法是现代反倾销制度的发展趋势之一.WTO<反倾销协议>和欧盟、加拿大等成员方的反倾销法律都对公共利益原则作了规定.如何确立和完善公共利益原则,对于反倾销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在反倾销立法中应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关制度,以保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中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之比较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保护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避免生态损害。然而,纵观我国现行的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基于“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的环境资源税费等经济激励制度并未涵盖生态价值;基于“填补原则”的民法侵权救济模式亦不足以解决生态损害问题;加之我国生态资源数据库尚未建立、缺乏生态损害衡量标准,更是无法对生态损害进行充分、有效的赔偿。美国的环境法研究较早,立法上对“环境损害”做了越来越清晰的界定。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生态损害的立法及判例成果,在立法中明确生态损害的诉权及相关法律责任,建立生态损害衡量标准和生态损害全过程防治法律制度。     

利用《专利法》促进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体系松散且缺漏，但是，2008年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确立了申请专利中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和审查机制，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专利法》确立的制度，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护机制和印度遗传资源保护的实践经验，促进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安全：现状、问题及展望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增加，全球生态承载力日趋接近极限，生物物种数量锐减，世界各国的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威胁。人们通过生产加工与商品出口的方式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也无形中破坏了生物原有栖息地，这直接导致了世界上30%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生物多样性资源是农、林、牧、副、渔业经营利用的直接对象，如果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则有可能引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提前到来。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对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积极探索，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对外开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生物多样性评价、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监测预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五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此提出完善生物多样性安全保护体系的有益思路。     

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

国际上围绕着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益争夺异常激烈,也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尖锐的矛盾.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应该是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活动的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准则.因此,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这两个重要的遗传资源国际保护法律规范,提炼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原则,对于提高各国共识,减少生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矛盾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法律问题初探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减缓和适应两大类,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无法回避.生物多样性问题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法律、法规虽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有所规定,但是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实施机关、实施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需要在战略思想、法律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好准备.     

论我国林权制度的完善

林权是一个政策上的概念,集体林权改革的目标是明晰产权。科学的林权制度安排,有利于激发林业经营者植树造林、管护林业资源的积极性,实现森林资源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我们应明确林权的法律内涵;坚持生态林与商品林分类经营,确定不同的林权制度;完善林木采伐和林权流转制度;保障林权人的生态补偿权,建立基于森林碳汇的生态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