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政商关系开拓了治国理政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与"清"二字;"亲""清"优化了政商关系生态,促进了政商良性互动,有助于共建共享,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增进人民福祉;"亲""清"政商关系为我们科学的认识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     

新常态视野下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基于“亲商”与“清商”的双重视角

良性政商关系的构建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发展影响尤为深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新常态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政府从"亲商"入手,落实官员"亲商"行为规范、积极建设服务型政府、注重企业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在实现"亲商"的过程中,强调在"亲"的基础上保持"清"的界限,通过构建政府官员"清商"行为规范、完善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创建平等有效沟通渠道、透明交流过程以及加强中小企业权益保护等方式,塑造政企"亲上加清"的互动模式。 更多还原     

构建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仅涉及多方利益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同时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尤其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彼此作用与影响。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市场主体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是关系大局的重要环节，实现政商关系的制度化与规范化需要搭建联通政商双方的平台；规范政商行为的边界，加强商业贿赂的法治建设。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儒家的"仁内义外"说

传统观点认为,"仁内义外"是告子的学说,因而不为儒家研究者所重视.从郭店楚简可以看出,"仁内义外"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结合楚简与文献,我们认为先秦儒家关于仁义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内外相分到内外合一,再到内外相分的反复过程.孔子已有了"仁内义外"的思想,从子思至孟子,仁义之间的内外关系完全消融,二者皆根于心.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又强调礼义的外在规范性,回到了传统儒家"仁内义外"的思路上.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能抑制企业盈余操控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有效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但诱使企业使用更为隐蔽的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企业产权性质和内部控制质量影响“亲”“清”政商关系作用于盈余管理的效果；“亲”“清”政商关系可以通过约束政企间不正当的政治关联影响盈余管理；“亲”“清”政商关系促使企业整体盈余管理程度下降，促进盈余质量上升。     

仁义德行的结构——《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道德哲学问题探析

《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章的仁义关系是具体的仁义德行之间的关系。从德行现象来看,父子不相夷,是德行"仁"的基础,父子伦常中的仁与义,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并且,仁义之间,仁是主导。从德行的本体论基础来看,落实在日常生活伦理关系的行为中的具体结构,即是基于"仁包四端"的仁本体的仁义相反相成的结构。总体而言,仁义相反相成的本源、本体就是仁,仁自身的行为限度,决定了义的存在、持续和施行方式。而仁的行为限度,取决于相应的伦理关系中双方的情感反应。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黄宗羲对宋明儒仁学传统的调适与转进

宋明儒仁学传统集中展现为万物一体论仁的学说,黄宗羲在乃师刘宗周的问题意识基础上,采取解说孟子的方式,主要从"以虚实论仁义"、"以情论仁"和"正言仁义功用"等方面对这一仁学传统作了调适与转进。这种颇具思想意义的理论工作,主要是通过突出仁的实践性向度来完成的,它使得宋明儒偏重于广通义、流行义和境界义的仁学传统发生方向性的转变。黄宗羲这些新仁说思想,为儒家仁学传统的更新以及开出新典范提供了可能性。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