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抒写

废名是前期“京派小说”的中坚作家,其乡土小说被称为“田园牧歌”和“乡土抒情诗”,这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叙事风貌有关。在小说叙事上,废名开了中国现代小说“散文化”和“诗化”的先河,而其田园归隐情结这种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化追求也具有“先行性”。这就是废名“田园诗风”的乡土叙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鲁迅的乡土小说,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浙东故乡常常的眷恋和对中国农民常常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的情感文字表现,是这种真挚情感的流露。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从陈映真看台湾乡土作家的中国情结

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界发生了一场所谓“台湾情结”和“中国情结”的争论。在这场时断续时的争论中,有人认为:中国情结只是中国大陆去台作家的创作意识,与台湾乡土作家无关。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台湾乡土文学实际的。所谓“中国情结”,是台湾作家和人民在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共识的基础上,对祖国的挚爱和眷恋,它是中华儿女爱国意识的表现。这样的爱国情结,不仅时刻萦绕于大陆去台作家的心头,而且鲜明地表现于台湾乡土作家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当中,陈映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论新时期贾平凹乡土小说的诗性伦理——兼及当代乡土叙事的审美变异问题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不乏自我转变与超越,而诗性意识似乎构成了风格流变的某种源起.围绕乡土诗意的认同与游离,叙事的演进包含着城、乡理想的持续蜕减,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失范与困顿.在这一过程中,乡土叙事的张力被不断触探与审视,社会与文化承担渐趋颓杂与迷乱;深厚的乡土情结导致了乡土立场上的"藕断丝连",理智上的走向城市又非全身心投入,失衡的文化结构与艺术心理酝酿出乡土诗意的深度消解,难以在理想主义层面获得重构.这场由诗性精神演化而至的文学困局,不仅昭示出贾平凹小说乃至新时期乡土小说在思想资源、审美逻辑上的某些特征与局限,也表明了当代乡土叙事的历史性变异.     

论东西方文学的"弑父"与"尊父"情结

父子冲突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母题,但在对父亲的情感处理上,西方较多地表现为“弑父”情结,东方则表现为“尊父”情结,中国儒家关于君臣父子伦理思想是代表。不同的情结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反映。     

“种的退化”与莫言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创作中一个原创性的叙事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构成了莫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而且也在整体上奠定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生命基调。以“种的退化”为基点,莫言早期小说对民间社会中原始生命力的萎缩和异化表现出某种忧患意识。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审父意识和儿童本位观念是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自恋已有所表现,且逐渐形成一种自恋情结。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主要表现为身体自恋、精神自恋、自我迷恋与叙事自恋四种形态。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作品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还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可见,只有自觉调整自恋心态,才能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既需要作家自身的调整与提升,又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和制度生态的多元协调。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评朱启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乡土性：“靠种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风范“五四”乡土小说评析

乡恋情结——文学创作的丰厚源泉,怀乡——最重要的文学母题,五四乡土小说——新文学乡土小说的原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方式,着力地方风光的描绘,风尚习俗的展示,民情人事的刻划,再现大时代、大社会的流动和发展,脚踏实地地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成为二十世纪文学的一种风范。     

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乡村建设的大规模开展，不断增长的乡村现代体验要求文学必须做出回应，这使得学界关于“新乡土写作”的讨论从未间断。但研究者对何为“新乡土写作”及其该如何发展还没有定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对当下乡土小说创作庞大、凌乱而又碎片化的写作现状还缺乏深度梳理，另一方面是乡土写作观念没有实现转型，呈现了一种“21世纪的乡村现实与20世纪的乡土创作理念”整体倒挂的局面。“新乡土写作”改写了很多过去的书写命题，使乡土文学在发展中容纳了更多的现代性，它对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与农民精神的描写都已经摆脱了传统乡土叙事的框定，它的很多形态是在过去的写作中没有的，同时也很容易遭遇各种批评和非议。新乡土写作”的难点其实不在于“破”，而在于“立”，在乡村性逐渐发生迁移的背景下，要适应它的新特质和“不足”，积极关注它的未来进路。     

我们因何对莫言获奖失语?

莫言创作呈现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文人价值观之外,也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和“革命”两大价值体系之外.莫言发展了一种用乡土演绎乡土的叙事技术,一种展示“地方知识”、“地方思想”、“地方感觉”,一种真正不依赖外部“理论”和“世界观”来解释地方性生活和现象的小说叙事技术.莫言的获奖,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尽管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胜利,也不是启蒙与革命叙事传统的胜利,是汉语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胜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