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简论自成一家的“诚斋体”

“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这是宋代诗人姜特立、陆游对杨万里诗的赞评。他们都是同时代人,对杨万里的诗如此推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杨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和地位。 杨万里(号诚斋)的诗,在当时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就因为他能够跳出江西诗派的框框套套,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论方回的江西宗派学说及其对陈与义的评价

方回是继陈师道、吕本中以后能深切领会“山谷之旨”并发扬光大江西诗派理论体系的重要诗人。方回没有单纯地把诗风和诗技蹈袭看作宗派传承的衣钵,而是结合南宋江西诗派发展实际,采用铨选实证的手段,以实践创作返观“山谷之旨”,重在考察师法老杜、师承山谷诗学精神的创作高度和理论纯度,众多言论都表现出他对山谷诗技与诗法学说之间存在不同境界的自觉感悟。他致力推举的陈与义,不惟在创作上与江西诗派所标榜的诗歌主张合辙,在持论上也有登堂入室成为江西派中巨擘的资格。     

江西诗派的后起之秀陈与义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是南北宋之际的重要诗人,江西诗派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诗歌不但较早以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放射异彩于宋代诗坛,而且在艺术上也对黄庭坚、陈师道的诗风有所突破。宋末元初的方回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瀛奎律髓》卷二六)对陈与义给予很高的评价。     

谈吕本中的"活法"

吕本中的"活法",论者每以为是江西"句法"的延伸或补充.本文认为,吕氏的"活法",是针对江西诗派一些诗人自设的桎梏而提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与"悟入"一起,构成吕氏完整的诗论体系;它对于在江西诗派已形成的僵化教条束缚下的诗坛,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受到在创作道路上苦苦探索的诗人们的广泛认同,对推进南宋前期诗风的转变,起着先导作用.     

诚斋放翁诗品人品谈

南宋诗坛有尤、杨、范、陆四大家之称,而影响最广、成就最大的则是杨(万里)和陆(游)。他们两家被看作是南宋一代的诗界巨擘。刘克庄甚而将杨陆与唐之李杜作了比附:“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仿佛双峰并峙,两水分流。他有一首《病起》的诗称:“诚叟放翁几日死,著鞭万一诗肩随”,表示了他——也可以说代表南宋一代诗人——对杨陆两家的崇拜。这是定论,自可无疑。     

中国第一个“泛神论”倾向诗人——杨万里

“活法”的困惑提到杨万里的“诚斋体”,就得提及他的“活法”。他同时代的诗人,公认“诚斋体”的“活法”是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然而,由于对于“活法”解释的不确定和偏重于个人感受的随意性,使得“活法”的含义流动和模糊起来。这样,对于这位南宋大诗人独特的诗歌个性的研究,便始终好似有一种雾里看花,真真幻幻,捉摸不透之感。本文准备就此作新的探索。“活法”一词,源于吕木中《夏均父集序》。吕乃“自言传衣江西”以作《宗派图》而名闻后世的人。他对“活法”的注释,实际是对该宗派的创     

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

陈与义(1090—1038)是南北宋之交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对于他和江西诗派的关系,前代批评家评说纷纭。在此我想对它们作一理性检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吕本中曾于北宋末年作过一篇《江西诗社宗派图》,其中未列陈与义之名。与义一生也未有人谈及他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在其表侄张(山皋)与友人葛胜仲的悼文与诗序里,也只谈到他与山水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及柳宗元的关系。南宋人将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相关联,是在江西二巨子偃息之后逐步形成的看法。二者之间的纽带是杜甫。杨万里开始注意到陈诗与杜     

民国诗话中的杨万里接受研究

民国诗话中对杨万里的评价以赞赏为主,学者们对杨万里作为南宋大家的地位给予肯定,对于诚斋体的成就,也多持褒扬态度。民国学者对杨万里诗歌特征的分析,一方面肯定其自然、活泼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看到其诗歌中粗俚的弊病。杨万里在诗集序中曾自述诗学渊源,民国诗话对此也有关注,认为杨万里师承江西诗派,同时兼学杜甫、白居易、晚唐诸人。元明清三代对杨万里的接受略显沉寂,民国时期这一现象发生改变,诚斋体受到很多诗人的效仿,显示出当时杨万里接受研究的新特点。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满目奇峰总可观——《诚斋诗研究》摭谈

读青年学者王守国同志的《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立刻被他那充满激情的思辩性语言吸引住了:“如果说激情是一个诗人的灵魂,那么思想便是滋润这颗灵魂的血液。没有激情的诗人,只能是排列汉字符号的木偶,没有思想的激情也只能是精神病患者的无意喊叫。”越往下读,也就越是不能释手,一个念头忽然闪过:《诚斋诗研究》不也是与诚斋诗一样,是激情与思想的产物吗? 正是出于对诚斋诗思想与激情的理解和把握,《诚斋诗研究》既“满目奇峰总可观”,处处闪灼着睿智的思想火花,又“千峰为我旋生妍”,时时跳荡着作者的激情。作者虽然对他笔下的诗人不无偏爱,行文中洋溢着饱满的激情,但并没有因偏爱而随意拔高,因激情而淹没思想。如其在论诚斋诗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指出“诚斋     

清代毗陵诗派论略

清代常州诗歌繁荣,曾出现“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诗群。毗陵诗派是产生在清代常州、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该诗派的诗论家主要是洪亮吉,其诗论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它诗派的流弊。毗陵诗派创作颇丰,在清代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及影响。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漫谈诚斋体的幽默

“诚斋体”的幽默是作者的一种气质与心态的表现,或者说是诗人某种人格的写照。“常中求新”,“平中出奇”,善于从平淡中发现趣味,在人们熟悉的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中寻找幽默,道出新奇,是“诚斋体”幽默的显著特色。构思上出奇制胜,曲径通幽,语言上通俗自然,活泼风趣,是“诚斋体”幽默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