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它在法国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评析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理论

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权力政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基础上有继承也有发展。本文旨在比较以上三种权力现实主义理论,并由此理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继承。     

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批判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对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世界政治走向进行了探讨。其中现实主义理论系谱中演化出来的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流派尤为突出。对该理论进行概述、理解和系统、深刻的批判,我们发现它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作为现实主义在冷战后的新发展,其理论的若干启示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试论新写实小说的“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坛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小说即新写实小说。它有明显的写实成分却称为“新”,它与“旧”的现实主义小说有哪些不同,本文将以传统现实主义作为参照系凸现新写实小说的特点即“新”的内容所在。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理论解释上的困境,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继承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内核的同时,将国内政治因素引入现实主义范式中,结合结构层次分析、单元层次和个人层次分析,大胆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上述努力有助于缓和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弥补结构现实主义在政策分析问题上的不足,而且也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增强了对外部理论批判的承受能力。但由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借鉴了其他理论的分析变量,损害了现实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其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过度强调,也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简约性。新古典现实主义尚不具备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条件     

瞿秋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

瞿秋白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的介绍和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它主要由真实性、典型性、功利性三方面内容组成,这三方面内容受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倾向性,因此构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瞿秋白把它作为文学和具有阶级属性的实施文化革命的方法的概念同时使用,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选择与改造,为争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服务。     

现实主义的一种--新写实小说

198 7年几乎与“先锋小说”同步在当代文坛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小说创作潮流即“新写实小说” ,还有人将其称为“后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小说派”等。面对这股小说潮流有评论者说它是现实主义 ,有人说它是现代主义 ,还有人说它是自然主义 ,说法众多 ,不一而足。新写实小说虽有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诸多方面的“新”的特性 ,但从大的范畴上看它仍是属于现实主义的 ,它的“新”只是现实主义在新的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变化。     

从争论走向融合: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它们理论的历史地位是在不断争论与融合中奠定的。两大流派均发展了过去的理论,但在国际制度、国际合作及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等方面有所论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与古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相比,争论的主题更为深化和细致,方法上也有明显的新特点。这种争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理论派别需要以较为广泛的视角从其他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平台,进行大融合以形成一种崭新的完整的理论,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向前发展。     

浅析进攻性现实主义

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流派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登上国际关系理论舞台,因其解释国家行为特征“崛起和拓展国家利益”的独特视角而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冷战的终结以及世界政治走向进行了探讨。文章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综合的概述和系统、深入的批判;并认为它虽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但作为现实主义的新发展,其若干启示仍是值得借鉴的。     

外交政策理论建构的新发展——“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评介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外交政策能否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争论 ,产生了诸如“内部政治说”、“攻势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等多种流派解释。这些流派对外交政策理论的构想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由于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偏重某些单一的变量 ,因此在解释外交决策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名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流派对此主题的探索又有了新的发展 :一是对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提出挑战 ,认为“实力因素”在短期内不能决定一国的外交决策走向 ;二是作为对现实主义的修正 ,它提出了两个介入性变量 :决策者对实力的理解或感知 ( perception) ,以及国家机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