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     

杜诗讲稿

一 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懐」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 我们分析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怀五百字”。 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太大了,是划时代的現实主义的傑作。詩寫的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月——十一月的事情,共时这个統治主正在“幸華清官”,同楊貴妃一塊兒。杜甫因为他的家寄住在奉先,他从長安动身到奉先去,第二天清晨經过置山——華清官所在地,受了非常大的刺激,真是悲憤填胸,大約就在到家后     

杜诗考索

杜诗考索丘良任《九日曲江》是入蜀后诗杜甫《九日曲江》诗，仇兆鳌于题下注云：“当是天宝十二载作。盖十三年九日有寄岑参诗，十四年九日，有杨奉先诗，此诗盖在前也。”《杜诗镜铨》、《读杜心解》均编在天宝十二载。时杜甫在长安。诗云：“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     

杜诗札记

<正> 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中恰恰一词,不少注家都训为莺啼声,实则莺啼之声流丽婉转,与恰恰之音大相迳庭。﹝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引《广韵》训为“用心啼”,近人高步瀛不同意其说,谓“用心啼殊不成语,仍以解作莺声为是。”今人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恰恰啼,犹言着意啼。”实即本《猗觉寮杂记》之说。唯清人施鸿保《读杜诗说》谓“……此言独步之时之处,适当莺啼。恰恰者,不一时不一处也,当亦方言,今尚云     

杜诗管窥

《杜臆》云:“公凡单咏一物,必有所比.此《诗》为肃宗作.天运初回,新君登极,将有太平之望,秋斯近而月影清也.然嬖幸已为荧惑,贵妃方败,复有良娣,入河而蟾不没也.林甫、国忠弄权于前,辅国、朝恩又继于后,捣药之兔长生也.所以只益丹心之苦,徒增白发之明.今干戈满地,月当无所不照,休得止照国西之营,谓比营土便能戡乱而可以无忧也.时官军营于长安之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而李、郭等以六十万众溃于相州,当在此时,公盖有深虑焉.”《详注》引张(纟廷)曰:“蟾兔以比近习小人;入河不没,不离君侧也;捣药长生,潜窃国柄也;丹心益苦,无路以告也;白发添明,忧思致老也.故结言休照军营,恐愈触其忧耳.当时寇势侵逼如此,而近习犹然用事,何时得见清平耶?”《心解》云:“对月而伤时也。二载闰八     

杜诗管窥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详注》曰:“意钟青柏,言交情长久;义动蛰蛇,言豪气激发.此正可方鲍叔处.”按:自“千载”以下六旬,虽叙交谊相投,但须注意送程还乡,乃全《诗》主旨,否则不免有违《诗》意.考“千载”二句,言已得交程氏,如管仲之遇鲍叔,非同寻常;“意钟”二句继之,上句承“末契”,言我等意之所钟,有如青柏长久至老,下句赞程远程还乡,有如修蛇之蛰居,乃是义举,因而为其所动.“若人”二句,言     

杜诗琐语

<正> “盗贼”的概念在封建社会里,人民被迫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就诬蔑他们为“盗贼”。杜甫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诗人。在他的眼中,一般地说来,凡是有损于唐王朝的行为,不管是外族的入侵,或是内部的叛乱,他都坚决反对。杜甫的世界观充满矛盾。他既要维护     

舜之为帝论

在先秦儒家对舜之为帝故事的解读中,蕴涵着对超越人性、人情的极端道德的崇尚,蕴涵着"圣人为王"的理念。儒家"言必称尧舜",目的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其结果却是引发了道德的异化和人格的畸形。     

杜诗别解

送王侍御往东川放生池祖席 东川诗友合,此赠怯轻为。况复传宗匠(旧作近),空然惜别离。梅花交近野,单色向平池。傥忆江边卧,归期愿早知。 以上按仇兆鳌《杜诗详注》本引,第三句作“传宗匠”。仇氏云:“诸本皆作传宗近,意不可解。张远指放生池,以佛家有南北宗也。此说牵强。邵注作传踪,谓音信相通,此亦无据。按近字犯重,恐是匠字,乃字形相似而讹耳。公《八哀诗》云:‘宗匠集精选’,宗匠二字,本袁宏书。初欲改近为匠,尚无确据,偶阅《诗纪》载晋时仙谶‘匠不足虑忧远危’,冯惟讷云:‘匠疑作近’。今按:彼是误近为匠,此则误匠为近,可以。互证。”     

杜诗沈评小议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说:“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太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武侯庙柏》诗,即《古柏行》,这两句诗,意在以古柏之高大,来象征孔明人格之高大。但是,既然是“高大”,就不是“细长”,“高大”是古柏的特征,也是孔明人格的特征,     

以杜诗学为诗学——钱谦益的杜诗批评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杜甫诗歌品评上。与众多评论不同 ,钱谦益认为 ,杜甫诗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杜诗忠君论的反拨 ,认为杜甫基本上以讥君、讽君为主 ,而不是忠君为主 ;其二是指出杜诗有三大审美特征 ,即铺陈排比、飞腾绮丽、危言直道与婉而多讽 ;其三是提出了对杜诗《秋兴》结构的独特认识     

谐趣·欢趣·奇趣——杜诗与美育三题

谐趣胡适说:“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白话文学史》) “诙谐风趣”确乎是杜诗的特色之一。不过杜甫是否做打油诗?他在穷饿之中是否发狂?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地探究一下了。打油诗是诗歌的一种通俗形式,多半是纯粹的文字游戏。唐代张打油《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笼。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升庵外集》)它除了表现处处堆着雪的杂乱形象和顺口溜的音调以外,究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与说理文议论比较之探讨

议论就是运用逻辑推理和证明来阐述作者观点的一种文章表达方式。它在说理文中是一种主要表现方法,在文学作品中和其它各种表现手段一样,也经常运用。不论是说理文议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作为一种表现方法,都是作者对客观事物或事理进行评论,从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的。但作为主要成份的说理文议论和作为常用成份的文学作品中的议论在性质、作用、要求等方面有许多差异的地方,本文就这方面作一些比较的探讨。     

杜诗随笔三则

关于杜甫离蜀问题谈论社甫离蜀,首先要涉及那首《去蜀》诗,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诗的写作年代有争议。黄鹤定为广德年间阆中作,蔡梦弼、朱鹤龄和仇兆螯等以为永泰元年离成都时作。后说颇占优势,可未必的确。或谓两说均可通。我却倾向于黄鹤说。蔡说之可通,是把诗中“五年”、“一年”加起来算,为六年。杜甫永泰元年成都诗《春日江村》云:“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也是作于这年春天的《营屋》诗中写道:“忧惜已六载,兹晨去千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之我见

文学作品中的议论应属广义的议论 ,与议论性文章中的狭义议论有着显著的区别。文学作品中运用议论这种表达方式 ,不仅要注意到这种区别 ,而且还要恰当把握发表议论的时机 ,以使文学作品中的议论真正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宋代杜诗编年考论

杜诗的编年是宋代杜诗学的重要内容。杜诗编年及编年本的出现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在当时社会风尚、文学观与杜诗接受观等多重影响下出现的。经过两宋诸家的努力,杜诗编年趋于完善。宋代现存杜诗编年本的编次同中有异。从对诗歌的模糊系年到对每首诗歌的准确系年,是宋代杜诗编年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不同结集者的杜诗观与社会大背景中文人杜诗接受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谈杜诗倒装句法

工部诗《秋兴》第八首颔联“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用倒装句法,语绝矫健,顾前人议论不一,有谓“虽精切而非佳句”者,宋蔡宽夫《诗话》也;“藻绣太过,造语牵率者,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也。皆非知言。近人亦有訾议及之者,至谓“推敲不合常规”,或“逻辑反常”,则几于蚍蜉撼大树矣。案此为倒装,前人无不承认,唯所举例多未恰。如宋沈括《梦溪笔谈》举昌黎《罗池神庙碑铭》“春与猿吟,秋与鹤飞”(石刻作“秋鹤与飞”,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杜诗的西域文化背景

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既是汉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现实的产物。前此在探讨杜诗辉煌成就时,多着眼于汉民族传统、历史对杜甫的影响,忽略或轻视了时代和异质文化对杜甫的影响。本文就杜诗受西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