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自救与自毁:传统乡村社会自治结构崩塌之沉思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自治结构是在历史的磨合中被优选出来的产物,它既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走向世界农业文明巅峰的基础,也内含有不少人类所有成功文明不可或缺的共性要素。而近代以来中国在亡国灭种威胁下的奋起应战与自救,不期然产生了"自毁"效应,它在毁掉古老文明的意义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同时,也摧毁了乡村社会传统治理结构的基础,极大地增加了现代性在中国生发与成长的难度。在乡村治理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认真总结教训,挖掘出急切变革做法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清楚一个时代对现代化的解读及其背后的支撑信念在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建构上所起的作用,是我们今天乡村治理战略再选择时必须直面的大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Land Politics: Two Points of View and Two Perspectives——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on Rural Land and Politics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时期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两种观点.“无关论”认为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关论”认为小块土地作为传统村庄治理的基础,与乡村政治间存在着因果或相关关系.在“相关论”的前提下,对于土地与乡村政治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存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分析视角,但已有的研究对小块土地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直接的因果论证.基于小块土地对乡村治理的实际影响可以发现,农村小块土地不仅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塑造了农民的“五种性格”,同时通过利益、偏好和权威三个机制实现了乡村的政治效应.     

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赓续创新的纵向历史进程。从纵向与横向的二维结合中,可以清晰地管窥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轨迹及逻辑进路。传统乡土社会“礼主法辅”的无讼自治,近代以来演变为“崇法抑礼”。新法与旧礼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加剧了转型乡村“事实秩序”的生成。新时代的“三治结合”超越了长期以来礼法对立的思维局限,在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治理理念耦合创新的基础上,将乡村治理推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为新时代乡村善治提供了现代与传统交融、国家与社会共生的路径选择。     

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党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与法治相结合”居于基础地位,是德治的前提,而要实现“自治与法治相结合”,须弄清二者的界分,否则二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本文在理论上借用了欧盟的宪治原则——“辅助性原则”,以此作为我国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原则,其消极面向可以为乡村自治提供独立性支撑,其积极面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行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对精选的7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民间习惯和风俗多被优先适用;在程序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件中,国家法的适用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自治与法治共同发生影响且形成僵局的案件中,涉及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由自治组织决定,涉及社会权、经济权、生存权侵害之诉,由法院决定。自治与法治冲突时遵循的是先自治后法治的“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基于鄂西余家桥村的深度调查

在已有对传统乡村治理规则的认识中,乡村治理规则是一种静态的非制度规范,强调主体通过规则实现治理,但这一认识弱化了对规则本身的认识,而且遮蔽了乡村社会丰富多变的规则事实,在规则认识上有一定的限度。在“国法”悬浮于乡村的传统社会,村落依据一套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规则体系自我治理。以“田间过水”规则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治规则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关系即规则,规则在关系中。过水规则因“主体间人际关系状态、水资源存量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系状态与水资源存量发生变化,过水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协商。在特定的治理情境下,治理主体根据影响治理结果的要素,平等协商出一套共同接受且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维系过水秩序。正是基于规则的“可协商性”特点,乡村社会可以内生出一套动态性的规则体系,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构成乡村善治的秩序基础。这对当下农村进行协商治理的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

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民主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研究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促进国家治理与地方性自治的有效衔接,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质的平衡与互动状态,使“乡政村治”这种民主治理的弹性结构更具有解释力与借鉴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对策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总体要求的重要维度之一,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村民自治有效程度影响到乡村的治理绩效。当前村民自治中面临着自治主体数量不足、自治规模不当、自治机制运行不良、自治要素条件不佳等多重困境,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应从理顺乡政村治关系、科学设置自治单元、培育壮大自治主体、重构乡村共同体、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合一等方面完善农村治理结构,实现村民自治的转型和发展,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