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以S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对S县锦镇人民法庭2011—2012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案件的微观结构与乡村司法之运行——基于鄂西南H法庭的个案分析

从法律的微观社会学出发,乡村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仍以传统婚姻家庭纠纷及邻里纠纷为主。从纠纷性质来看,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多为熟人纠纷和半熟人纠纷,纯粹陌生人纠纷虽有递增趋势,然总体所占比例较小;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看,力量对比殊异者并不多见,中间阶层仍居多数,因而耍泼、抵赖、暴力要挟等弱者的武器在乡村司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在结构性束缚下,乡村司法实际为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所主导,并形成司法方式上的调解本位及过程上依赖于摆过程、讲道理的特点,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地方性司法特征。     

新时代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反思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战略选择,是应对新时期乡村传统治理能力衰退的需要,也是人民法庭功能定位的政治治理化的体现。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在现实中是对能动司法理念的承继与推广,农村诉讼网络的建立是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同时,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还创建了乡村社会的"和谐无讼",助力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安防控与重大决策。应从人民法庭的"治理化司法形态"、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限度、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运作等角度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人民法庭更好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治理。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冶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 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 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 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     

中国乡村司法研究范式之理论检讨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及其治理方式和格局业已发生显著转变,这势必推动置身其中 的乡村司法之转型。 然而现存有关乡村司法之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足够之关注,其主要呈现出三种研究 范式。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冶将乡村人民法庭置于“乡土社会冶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以极端工具主义的态 度对待正式法律规范,忽视乃至拒斥现代法律在乡村变迁中的功用及其价值;“村治理论冶虽然关注到 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但并未真正摆脱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极端法律工具主义的进路;“法治论冶虽强 调正当法律程序在乡村司法中的必要性,却忽视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格局及其对司法的不 同需求与影响,过分关注程序的封闭性层面,未能兼顾乡村司法的适度开放性。 因此在乡村司法的进一 步研究中,亟需转换现行单一的研究范式。     

人民调解嵌入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与优化路径——以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诉前调解改革为例

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行的重要改革,其引导人民调解入驻法庭,在一般层面上具有分离调解与审判的功能,而在与人民法庭的结合中,却呈现特殊的社会功能。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显示,诉前调解改革是诉讼压力、悖论实际及政策倡导的产物。人民法庭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职业化”并脱嵌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乡土化”及嵌入乡村社会,形成组织学悖论。以嵌入性理论观察,人民调解入驻人民法庭,并非简单的法院附设调解,而是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嵌入到国家法庭的过程。这一嵌入过程能够实现人民法庭嵌入乡村社会同样的功能,并破解人民法庭发展的组织学悖论,推动人民法庭迈向更为职业化的未来。通过人民调解与人民法庭的内部嵌合及二者对乡村社会的外部反嵌,可优化诉前调解的运行,保持人民法庭在“职业化”与“乡土化”之间的平衡。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进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先进法律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以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105个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实践困境,结合“枫桥经验”中“党委政府重视,职责分工明确,信息资源共享,纠纷共同化解”的价值导向进行阐释,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中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三种进路选择:嵌入、分流和保障。     

乡村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乡镇设立人民法庭,是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便民的重要方式。但通过对乡村典型司法个案考察发现,近年来我国乡村司法存在人民法庭受理案件小但涉及面广、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导致法官负担较重,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偏低、不遵守相关诉讼程序甚至违法办案、对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处理把握不准,人民陪审员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人民法官形象等问题。对此,提出如下建议:将人民法庭改为小额诉讼和速裁受理法庭,使其向法律审判、调解功能延伸;让优质司法人力资源下乡,以形式正义展现实质正义;对典型司法个案多尽告知义务,突出司法文书的宣教功能;让当事人选择便利的案件管辖地,加大对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力度等。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惯性因素在乡村治理内卷化中的消极作用与积极解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逻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似乎演进为新的序格,经济理性在消解村民“公序良俗”的同时,治理主体依旧存有对行政权力等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对“村规民约”等心理惯性的天然留恋。市场力量在与制度惯性及文化惯性相互嵌套的过程中,衰减其边际效益,使乡村治理效果出现“内卷化”。而互联网+为解题乡村治理内卷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互联网+,在时间上使乡村治理实现“前置”;打破空间区隔,在方式上实现“虚置”;更加注重参与与回应,在效果上实现“实置”。     

政策传播与政策变迁的关系——基于“农民工”公共议题的实证考察

媒介对公共议题的建构影响着相关政策的变迁过程。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主要时间节点前后相关政策的媒介建构特征。结果表明,在政策议题形成前、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政策变迁未完成时及相关政策进入落实阶段后等不同的政策变迁时段,媒介以其独特的议题建构方式,对政策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研究建议,政府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确定政策议题过程中应重视相应时期的媒介议题,在政策出台及实施过程中应谨慎对待相关议题的媒介建构方式,重视媒介的解读与宣传功能并及时对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和修正。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实证分析

在建立27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的新农村建设评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综合排在21位,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中部地区的排名也较为靠后。在此分析基础上为定量评价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实现程度和存在的问题,为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一定的建议。     

民生新闻话语的认知模式分析

以中国新闻奖中获奖的民生新闻作为研究语篇,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分析读者阅读民生新闻的认知解读过程,发现：意向图示、隐喻、图形-背景、概念整合认知模式在民生新闻叙事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短小精悍、话语朴实的民生新闻通过调动受众的认知机制,能够引起受众的心理共振,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有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员工参与对员工忠诚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了员工参与的五个维度,探讨了员工参与各个维度与员工忠诚度之间的关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员工自身因素并不影响员工参与与忠诚度之间的相关性;公平薪酬对情感忠诚、规范忠诚和持续忠诚都有显著影响;认同及信息共享对情感忠诚和规范忠诚有显著影响.     

省级人大加强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实证研究

对政府全口径预算进行有效的审查监督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确保预算决策公开透明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和新预算法关注的重点所在.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仍有不少的问题有待厘清.基于此,文章对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结合实证调研审视中国省级人大近年来的改革探索,发现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改革认知不协同、法律规则滞后、全口径账本预算信息透明度不均衡和预算分配权较为分散等问题.因此,未来有必要以公共责任为导向,从认知理念的改进、审查监督法律法规的修订、监督能力途径的拓展、预算编制的科学合理以及人大代表积极性的培育等多元维度进行改革提升,使省级人大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有效运转起来.     

基督教在晋南农村盛行的实证研究——以晋南A村为例

近年来,基督教在农村比较盛行。以晋南A村为个案对这一现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农村社区居民信仰基督教有理性认识,努力挖掘村民信仰宗教的社会意义,引导居民正确信仰宗教,避免宗教的负功能,努力建设和谐的农村社区。     

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基于消费结构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消费结构数据和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湖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内外部习惯形成,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居民在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与住房支出上有负的内部习惯形成,在文教娱乐支出上有正的内部习惯形成,其他方面的则不显著;城镇居民在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上的示范效应为正,而在住房和衣着支出上为负,其他方面不显著。农村居民消费开始呈现理性特征,但还不成熟。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20世纪初就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党从事妇女工作、进行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党的几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等积极地探索中国妇女问题的特殊实践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涵,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观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甘肃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自身发展,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和国家财税政策调整等都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甘肃省农民增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甘肃省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之一,与工业强省地位并列。甘肃省农民增加收入要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素质,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