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研究专题——人民法庭的乡土司法特性

通过参与式观察调查,在分析杨村人民法庭的法庭概况、法庭法官、法庭运作基础上,由法庭所处的农村社会特点和人民法庭的具体功能所决定,我们将人民法庭的司法定性为“乡土司法”。司法主体的类型是非职业化、大众化的法官;法官倚重的是自己积累的司法经验;法官要以便民的原则来解决纠纷,又要以务实的方式来维护稳定,还要以得力的手段来树立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法官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及“情、理、法”的统一。     

人民法庭的乡土司法特性

通过参与式观察调查,在分析杨村人民法庭的法庭概况、法庭法官、法庭运作基础上,由法庭所处的农村社会特点和人民法庭的具体功能所决定,我们将人民法庭的司法定性为"乡土司法".司法主体的类型是非职业化、大众化的法官;法官倚重的是自己积累的司法经验;法官要以便民的原则来解决纠纷,又要以务实的方式来维护稳定,还要以得力的手段来树立和维护政府的权威;法官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及"情、理、法"的统一.     

新时代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反思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权力运作的战略选择,是应对新时期乡村传统治理能力衰退的需要,也是人民法庭功能定位的政治治理化的体现。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在现实中是对能动司法理念的承继与推广,农村诉讼网络的建立是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同时,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还创建了乡村社会的"和谐无讼",助力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安防控与重大决策。应从人民法庭的"治理化司法形态"、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限度、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具体运作等角度进行深刻反思,以期人民法庭更好助力新时代的乡村治理。     

乡村司法悖离官方表达的功利行为及其诱因——以S县锦镇人民法庭为例

对S县锦镇人民法庭2011—2012年间的调查表明:虽然在司法机关的官方表达中,对案件的处理必须要符合司法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实现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但在司法实践中,乡村法官所作出的处理决定既非为了平息纠纷、为民排忧解难,亦非为了实现法治,而是出于自利的目的,在实践中形成了择案而立、调解本位甚至强制调解以及"以结代收"等司法策略,其处理问题、避免麻烦的心态贯穿人民法庭日常运作的始终,偏离了法治和治理(亦即合规范性与工具主义)的双重制度定位。乡村司法之所以出现和官方表达相悖的功利化行为,与其司法制度定位的治理化和法院内部考核管理方式的强行政化密不可分,所受理案件的乡土性也决定其功利化的运作方式,未来亟需综合考虑乡村司法所处的系统性变量对其予以调整完善。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进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先进法律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背景,以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为视角展开研究。分析105个乡村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实践困境,结合“枫桥经验”中“党委政府重视,职责分工明确,信息资源共享,纠纷共同化解”的价值导向进行阐释,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中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三种进路选择:嵌入、分流和保障。     

人民调解嵌入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与优化路径——以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诉前调解改革为例

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行的重要改革,其引导人民调解入驻法庭,在一般层面上具有分离调解与审判的功能,而在与人民法庭的结合中,却呈现特殊的社会功能。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显示,诉前调解改革是诉讼压力、悖论实际及政策倡导的产物。人民法庭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职业化”并脱嵌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乡土化”及嵌入乡村社会,形成组织学悖论。以嵌入性理论观察,人民调解入驻人民法庭,并非简单的法院附设调解,而是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嵌入到国家法庭的过程。这一嵌入过程能够实现人民法庭嵌入乡村社会同样的功能,并破解人民法庭发展的组织学悖论,推动人民法庭迈向更为职业化的未来。通过人民调解与人民法庭的内部嵌合及二者对乡村社会的外部反嵌,可优化诉前调解的运行,保持人民法庭在“职业化”与“乡土化”之间的平衡。     

乡村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乡镇设立人民法庭,是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为民、便民的重要方式。但通过对乡村典型司法个案考察发现,近年来我国乡村司法存在人民法庭受理案件小但涉及面广、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导致法官负担较重,部分法官业务素质偏低、不遵守相关诉讼程序甚至违法办案、对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冲突处理把握不准,人民陪审员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人民法官形象等问题。对此,提出如下建议:将人民法庭改为小额诉讼和速裁受理法庭,使其向法律审判、调解功能延伸;让优质司法人力资源下乡,以形式正义展现实质正义;对典型司法个案多尽告知义务,突出司法文书的宣教功能;让当事人选择便利的案件管辖地,加大对特殊人群的法律援助力度等。     

中国乡村司法研究范式之理论检讨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及其治理方式和格局业已发生显著转变,这势必推动置身其中 的乡村司法之转型。 然而现存有关乡村司法之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足够之关注,其主要呈现出三种研究 范式。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冶将乡村人民法庭置于“乡土社会冶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以极端工具主义的态 度对待正式法律规范,忽视乃至拒斥现代法律在乡村变迁中的功用及其价值;“村治理论冶虽然关注到 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但并未真正摆脱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极端法律工具主义的进路;“法治论冶虽强 调正当法律程序在乡村司法中的必要性,却忽视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格局及其对司法的不 同需求与影响,过分关注程序的封闭性层面,未能兼顾乡村司法的适度开放性。 因此在乡村司法的进一 步研究中,亟需转换现行单一的研究范式。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联动型司法模式探析

“1＋5”庭所共建体系是江苏大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司法参与社会管理、探寻司法运行新规律的先试先行之作。该体系是以人民法庭“1”为核心,联动司法所、派出所、交巡警中队、法律服务所、村（居）民委员会“5”方参与,以“庭所共建”协议为纽带,以矛盾纠纷联动调处、突发事件联动应急、交通事故联调对接、法官德艺监督反馈、法官对接“四员”五大制度为支撑,以涉诉矛盾分析年报、法院专报、司法建议、平安月报四大平台为依托,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变由人民法院“单打独斗”到多方参与“集体防守”的立体式纠纷防控和化解的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冶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 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 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 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     

案件的微观结构与乡村司法之运行——基于鄂西南H法庭的个案分析

从法律的微观社会学出发,乡村人民法庭受理案件的类型仍以传统婚姻家庭纠纷及邻里纠纷为主。从纠纷性质来看,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多为熟人纠纷和半熟人纠纷,纯粹陌生人纠纷虽有递增趋势,然总体所占比例较小;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上看,力量对比殊异者并不多见,中间阶层仍居多数,因而耍泼、抵赖、暴力要挟等"弱者的武器"在乡村司法中占有突出地位。在结构性束缚下,乡村司法实际为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所主导,并形成司法方式上的"调解本位"及过程上依赖于"摆过程、讲道理"的特点,体现了一种极强的地方性司法特征。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进入新时代的十年,我国民生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保障和改善民生进入品质提升期,要求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包括经济存在新的下行压力,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民生诉求差异不断扩大等。为此,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建党以来人民陪审制的历史变迁 ——以人民陪审员职权变迁为主线

人民陪审制是人民民主专政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而陪审员的职权配置直接关乎人民陪审制的实施效果。建党至今,陪审员职权配置历经了“职权同一”模式、“职权分离”模式和“二元模式”三个阶段。而陪审员的职权变迁与时代背景、历史环境等改变密切相关。伴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当前法院案件数量日益增多、案件性质日益复杂,“职权同一”模式已无法发挥陪审员的优势,改革试点期间尝试的“职权分离”模式虽强调发挥陪审员的优势,但与我国现有诉讼制度的匹配度不尽人意。《陪审员法》确立的“二元模式”是基于当前司法实践作出的折中选择,也是最合适的选择。为了更好地落实“二元模式”,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逻辑,遵循司法传统、立足司法实践,正确认识“二元模式”的价值,使陪审员和法官各取所长,让陪审制切实成为连接司法与民意的桥梁。     

法庭科学的审查

法庭科学是我国证据理论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法庭科学是现实存在的,应当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科学研究与法庭科学审查之间有着联系及区别。法庭科学可采性的判断标准应当是"科学知识"。法庭科学审查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民生新闻话语的认知模式分析

以中国新闻奖中获奖的民生新闻作为研究语篇,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分析读者阅读民生新闻的认知解读过程,发现：意向图示、隐喻、图形-背景、概念整合认知模式在民生新闻叙事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短小精悍、话语朴实的民生新闻通过调动受众的认知机制,能够引起受众的心理共振,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有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的产生缘由、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是新时代保障和实现人民健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人民健康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的理论观点,是对新时代全面建设健康中国新征程的实践慎思。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有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建设健康中国为战略目标,以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为根本原则,以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为科学道路,以加强科技创新为关键举措,以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为科学方法。习近平人民健康观构建起进行伟大斗争的健康基石,赋予了建设伟大工程的健康使命,激活了推进伟大事业的健康基因,夯实了实现伟大梦想的健康基础。贯彻落实习近平人民健康观,对于新时代统揽“四个伟大”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毛泽东与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的培育

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的培育,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三大民主等一整套优良作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促进了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和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锤炼部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夺取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建立了新型官兵关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精心培育的这些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实现了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胜利。     

再论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动机

三青团是蒋介石于抗战爆发后成立的青年政治组织,蒋介石创立三青团的动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对于中共实现“和平统一”,以组织手段消弭国民 党内的派系之争,建立嫡系“法统”政治力量,运用三青团“统一”和“领导”青年运动等。其成立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政治资源的高度统一与集中,从而加强蒋介石的自身统治 ,通过组织形态的建设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最终政治目的。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群众参与视角下中国司法听证制度的规范化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是新时期全面法治的价值要求和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听证有助于将司法与人民、法意与民意有机连接起来,从而成为推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渠道。中国司法听证制度总体上处于探索期,为矫正实践中各种误读和滥用现象,有必要在一些共通性、基本性问题上逐步规范化。在群众参与的视角下,中国司法听证制度的规范化需着力解决司法听证官、听证主持人和人民听证员的规范化遴选,确保司法听证官、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与独立性,提升人民听证员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履职能力;需构建规范化的听证评议运行机制,保障人民听证员有效而深入的听证参与;需逐步确立司法听证报告作为司法机关最终决定依据的实质效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