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西昆派杂说

西昆派是宋初最著名的诗歌流派之一。它一经产生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不管是褒是贬,大家不能不承认西昆派曾对文坛产生过重大影响。 西昆派亦称西昆体,以杨忆编《西昆酬唱集》一书而得名。集中选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7位作者共250首诗;杨、刘、钱为西昆派代表人物。他们作诗以“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为目的,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为方式,追求“尤精雅道,雕章丽句”的艺术风格。(《西昆酬唱集·序》)     

《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

《西昆酬唱集》卷上《汉武》唱和诗与真宗封禅无关,更无讽喻真宗西祀东封之意。《汉武》唱和诗及《西昆集》中的其他咏史之作,是杨亿等秘阁文人在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后改名《册府元龟》)时,在披览典籍、分类部居、采摭铨择之际对历史典故的感怀之作,也是对传统题材的再抒写,不必作"过分诠释"。整部《西昆集》离不开《历代君臣事迹》的编纂,从诗歌内容上看,近似一部创造性的、文学化的《历代君臣事迹》,这对宋诗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丁谓不应归入西昆派——评丁谓与《西昆酬唱集》

一、从“西昆派诗人丁谓”说起景德二年（１００５）宋真宗令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即今存《册府元龟》）。参与编修和一些未参与编修的文人,不时以诗唱和酬答。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杨亿把这些诗汇为一集,这就是《西昆酬唱集》,主要...     

《西昆酬唱集》的道教底色

从道教和具体历史背景来研究西昆者并不多见。“西昆”一名，虽取自《山海经》、《穆天子传》，但在北宋初年的崇道背景下，有浓厚的道教意蕴。整部《西昆酬唱集》从缘起，到诗人背景、诗歌内容，都有或隐或现的道教底色。     

西昆诗人对李商隐诗歌的继承与变革

西昆诗派与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联系,不仅有继承,更有自己的突破。本文通过对《西昆酬唱集》中杨亿、刘筠及钱惟演等西昆诗人创作的分析与归纳,以阐释西昆诗人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变革。这主要体现在整体风貌上的深情绵邈、典丽精工、勤于用典使事以及精于遣词造句等几个方面。     

西昆酬唱产生原因浅论

本文从宋代社会文化背景及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两个角度来论述西昆体这一诗歌体裁的产生的合理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中的意义,以此来证实《西昆酬唱集》在文学史中也应有合理的评价。     

西昆派的文论主张——读杨亿《武夷新集》

《西昆酬唱集》的代表作家杨亿、刘筠、钱惟演,著述都很多。杨亿八集,仅存一部《武夷新集》;刘筠七集(《册府应言》、《荣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阴》、《三入玉堂》)全佚,今存《肥川小集》诗一卷已非《肥川集》之旧;钱惟演著有《典懿集》三十卷,《枢庭集》、《拥旄前集》、《拥旄后集》、《伊川集》、《汉上集》若干卷,亦皆失传。因此,我们今天已很难了解统治宋初文坛达三四十年之久的西昆派的全部文论主张。好在《武夷新集》尚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宋初“九僧”诗人群体形成辨

王传龙《“九僧”生卒年限及群体形成考》一文以为,九僧群体形成于京师,形成于馆阁,《九僧诗》是类似《西昆酬唱集》一样的馆阁吟唱结晶,其清邃淡泊的诗风并非真实山林景色的映现。实际上,从《九僧诗》之结集与诗歌内容考辨可知,九僧诗人群体的形成于九僧四处云游期间,且其周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九僧所结交之名卿也非达官显贵,而多为文士词臣,彼此是基于文学互动的交游。     

论《西昆酬唱集》诗人与西昆体

西昆体在宋初与白体、晚唐体鼎足而立,但是三者之中,对前者的研究最为不足。本文通过对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西昆酬唱集》中其他十四位诗人的具体分析得出:杨亿最早宗李商隐,但是首先进行西昆体风格创作的却是钱刘二人,并且三人对西昆体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余十四位诗人在西昆体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但都不容忽视。     

“雍”作为西安简称的合理性

在梳理古代雍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结合现今西安市的地理区位与国家政策层面的战略预期,探讨了雍州与西安在政治地位、地理区位等方面的耦合度;同时,参考“雍”字的字义、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当前西安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和拓展水域环境的举措等因素,认为“雍”作为西安的简称,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     

牛河梁遗址的易学架构与黄帝《归藏》易传说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传说,一般认为伏羲时代施行《连山》易,黄帝时代施行《归藏》易。《归藏》易的特点是重视坤卦,坤为地、属阴,故《归藏》易是一种贵坤崇阴、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的传说相吻合,牛河梁遗址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原生的以龙纹为特征的红山诸文化碰撞融合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牛河梁遗址庙、坛、冢从宏观设计、局部布局、器物造型等各方面都反映出成熟的崇阴贵坤的《归藏》易特征,表现出与黄帝易学传说具有强烈的对应关联。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     

谈迁编纂思想刍议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谈迁，一生著述不辍，著有《国榷》《北游录》《枣林外索》《枣林集》《枣林诗集》《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其中《国榷》是一部反映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这些著作中蕴含着他丰富的编纂思想，即秉笔直书，持之以恒，求真求实，详今略远。研究谈迁的编纂思想对推动谈迁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论胡宿的诗学观与诗歌创作

北宋西昆体后期诗人胡宿有独树一帜的诗学观,他提出“状物无遁形,舒情有至乐”的创作纲领,赞赏“天质自然美”的“平淡”诗风,更推崇胸纳云梦笔走风雷的诗人诗作。他的诗在对西昆体的继承中开拓创新。其边塞题材之篇情调昂扬豪放,音韵铿锵,确是盛唐遗响;山水诗与田园诗意境清逸旷朗,诗情画意浓郁。颇为历代诗论家称赏。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流散文学”视野中的张爱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一群跨界男作家还在城乡之间进行文学往还时,张爱玲实质上已经悄悄步入后来称为＂流散写作＂的行列。以香港为背景的流散元素,深刻影响着张爱玲的巅峰创作,即通过宗主国边缘男性对中国封建边缘女性的拯救母题,成功摹写了那时代＂女/男＂、＂弱/强＂、＂中/西＂等一系列内在同构关系的剧烈共振下,女性生存的＂丛林规则＂。张爱玲一贯的爱情悲剧在流散元素之直接影响下,形成＂反向对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与深度,达到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叠合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