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贺乐府诗的复与变

李贺以乐府诗闻名，其乐府与先唐乐府有着明显的复变关系，所谓“复”主要指对先唐乐府优良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变”则指对它的改造与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其诗歌题材的处理、诗旨的提炼、词采的熔铸、意境的创造上，这是他乐府诗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     

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李东阳《拟古乐府》新变——兼论对明清咏史乐府的开启

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作有《拟古乐府》101题101首,学界大多以古乐府评之.其实李东阳创作乐府诗的初衷、乐府诗命题与选材、诗歌的音乐性与体式,以及在时人心中的评价都清楚地表明,其拟古乐府诗的实质为新乐府,非传统意义的古乐府.名为"拟古",其实为"新".李东阳《拟古乐府》不但较唐代元白以诗讽谏天子、写当下史有进一步开拓,而且真正开启了明清乐府咏史创作的先河,乐府诗从汉到清这一发展脉络因之清晰而完整.     

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清末民初的乐府诗批评,参与批评的文学家既多,其所批评的内容亦多种多样,应有尽有。其中,以刘载熙之"乐府综合论"、朱庭珍之"乐府作法论"、张山之"乐府诗题材论"、梁启超之"汉魏乐府论"、黄节之"汉魏乐府风笺"最具代表性。而且,其创获之丰硕,特点之鲜明,是绝不亚于清代前、中期之乐府诗批评的。对清末民初这些"乐府批评论"进行归纳与述论,有利于认识与把握清末民初的乐府批评。     

齐梁乐府下萧统和刘勰的乐府观

南朝乐府诗的创作可谓达到一个鼎盛状态,《文选》与《文心雕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诗文选集和理论著作.《文选》在"诗"大类下又设"乐府"类,书中对乐府诗的选录反映了萧统本人的文学好尚;《文心雕龙·乐府》是在乐府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理论专论,其关于乐府诗演变的论述清晰地反映着刘勰个人的乐府观念.结合萧统和刘勰的经历及所生活的齐梁时期的乐府制度与文学风尚,可以窥探两人的乐府观.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试论闻一多的乐府观念

闻一多乐府观念主要体现在《乐府诗笺》和未刊稿《乐府叙论》中,具体表现为重视乐府古辞的文本示范价值、主张乐府诗以入乐为正格、强调乐府诗作情感以及艺术表现以及重视六朝乐府相关文献的价值四个方面。在民国时期的乐府研究中,闻一多的乐府观独树一帜,并对建国后的乐府诗选编著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李白乐府诗歌《蜀道难》等三首同音重复的语言风格

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本文运用汉语韵律学的理论,分析李白《蜀道难》等三首乐府诗歌中运用同音重复手段所产生的一唱三叹、突出主题、加重感情等音韵魅力和语言风格,揭示了作品中语言风格与托物言志的意境、“挥斥幽愤”的思想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让读者从新的角度体味李白乐府诗歌崇高的浪漫主义意境。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李白乐府兴寄的形式表现

利用文本批评方法,对李白乐府中的兴寄从形式层面进行探讨。李白乐府利用语言的复义性造成作品意旨的多重性;利用对立式结构暗示主体心灵的冲突,造成作品的戏剧性张力;利用意象的象征性赋予叙事性乐府抽象性,借此表达深刻的人生体悟。同时对李白乐府中一些篇章的涵义,作出了新的解读。     

简论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

元稹诗中的政治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写政治讽谕诗早于白居易;《新题乐府》、《乐府古题》的政治内涵;《连昌宫词》的政治讽刺意味。其总体成就虽略逊白居易一筹,但从当时总体情况来看,能与白居易相肩随者,也只有元稹一人而已。     

论张祜的宫词乐府和山水寺庙诗

张祜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宫词乐府与山水寺庙诗两方面。他写开元、天宝遗事的宫词可分为颂歌、伤感、讥刺三类 ,三者有机统一 ,具有“诗史”的价值。写传统题材的宫怨诗则笔法细腻 ,已逗露出“曲子词”的气息。乐府受南朝乐府民歌影响 ,现实性不强 ,游离于“新乐府运动”之外。他的山水寺庙诗 ,借用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唐诗的分类 ,可以分为“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三种风格 ,三种风格是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的写照     

萧纲乐府诗论

相对于汉魏晋宋以来的文人乐府诗创作,萧纲乐府诗在题材处理、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革新精神。他将当下情境直接写入乐府诗,改变了文人乐府诗在题材上依附于乐府古辞的传统。他的乐府诗语言简洁,清新流美,与夸饰、堆砌、用典等人工技巧迥不相侔。这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与萧纲的诗学思想密切相关。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主体色彩映照下的乐府诗作——鲍照乐府诗风格述论

鲍照所有的乐府诗作均是自我观照,自述情怀之作,诗的主体色彩强烈而浓厚。他刻画的种种人物形象,笔下描绘的种种情事,都是因为人生艰难与不幸的种种经历而起,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是“我”,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人生无穷无尽的感喟。鲍照乐府诗是抒情性诗歌,也是叙事性作品,它们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相联。鲍照乐府诗创作采用了流动的叙事方法,与他亦雅亦俗的乐府诗体相应,诗的语言也兼具雅俗。这些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