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笔下女性艺术家形象探析

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是20世纪初西方意识流小说和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在她的意识流小说试验中塑造了多位女性艺术家形象,这些女性艺术家形象普遍反映出女性在从事艺术创作时面临着父权文化的压制和艺术接受障碍的问题,伍尔夫在其小说文论中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并试图为女性艺术家们的创作寻找出路。她笔下的女性艺术家形象在其小说人物形象中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展现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形象,以丰富的层次呈现真实情感的女性世界,是连接其小说实践与小说理论的纽带之一,从其入手必然可以为伍尔夫小说与文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朝鲜朝汉文小说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汉文小说的创作贯穿了朝鲜朝500年的历史,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从当时汉文小说的创作群来看,都是男性作家,这为男性目光中的女性形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深入解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构建的深层动因主要是对具有传统美德特质女性形象的恪守,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写真以及难舍玉洁冰清。     

非“第二性”：女性白日梦——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分析

旅美作家严歌苓在创作中塑造了一批特别的女性形象,意图通过作品颠覆＂第二性＂这一概念,提出＂女性也是第一性＂的观点。但其创作中雌性、奴性的凸显展现了女性＂第一性＂不过是作家一场华丽的白日梦,从这个角度可以窥见其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席。     

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就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描写展开论述,认为在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其前后期女性形象的刻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展现贾平凹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及变化的分析,来揭示作家生理的、心理的、情感的感受与变化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塑造所产生的影响.     

《金瓶梅》女性形象解读

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突破了古代小说以男性形象描写为主的倾向,以中国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为背景,描写了城市生活中的女性世界,塑造了典型丰满的女性形象,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在女性形象的关注上,体现了作者创作意识的改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性化特征,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贡献。     

清纯下女、"藐姑仙子"或"畸形的恶兽"——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小说中日本女性的三个类型

1912至1936年间，尤其是1920年代，中国现代留日作家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个性复杂多样的日本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塑造以日本现实为基础的日本人形象．并占据了日本题材小说创作的主流地位，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南宋文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南宋文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性格、行为模式上都与前代的文言小说不同。但无论是市井女性形象、守礼女性形象、情欲女性形象,或是复仇女性形象,都是小说作者在对现实中的人进行道德上的教化,而这一创作动机是受了南宋理学的影响。     

沈从文孙犁笔下女性形象的比较

沈从文、孙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文本的解读,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现将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似性和不同点,及其不同的女性意识。     

萧乾小说中的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从萧乾个人的流浪经历、乡愁以及爱情等角度具体分析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的家园想象与小说诗意生成的内在机制。萧乾的小说创作持续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但在中国现代文坛却有着持续而重要的影响。萧乾本人被视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在刊发之初就被巴金、靳以等人看好,后来又被文学史家称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萧乾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诗意。     

当代德国女性的传统角色超越——伽比·豪普特曼女性小说的人物塑造

德国当代著名女性小说作家伽比·豪普特曼于近年创作的三部女性小说《找一个阳萎男人过日子》(1995)、《只有死男人才是好男人》1996)和《床上的谎言》(1997),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小说以两性冲突为中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和间接描写等手法,塑造了一系列"追求和谐的两性关系"、具有坚强意志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德国新女性形象.伽比·豪普特曼在女性小说中塑造了具有强者性格的尼娜、卡门和乌尔苏拉,正感应了德国主流的审美心理,她所创作的女性小说因而也成为统一后德国文学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     

《聊斋志异》仿作《益智录》的传播和接受

解鉴以小说为“立言”的事业 ,且有明确的让作品获得传播的意识。《益智录》[1] 写作的公开性 ,大有助于它的传播 ,而对于《聊斋志异》的集体认同 ,使效仿《聊斋志异》的《益智录》受到地方贤达乃至各级长官的奖掖和支持 ,作者又在读者关注下放胆进行写作 ,实堪称小说传播史上奇观     

无极的寂寞——从《鹿鼎记》看金庸对侠义精神文化的独特考察

在《鹿鼎记》中,金庸以自己的狂傲,以长歌当哭的方式为他心目中所有的武侠英雄唱出了一首挽歌。历史的浪漫化可以说是所有史侠兼备的武侠小说所共有的特点,但将历史荒诞化或许可以认为是金庸的《鹿鼎记》所独有的。值得回味的是掩藏在传奇故事背后那令人揪心的切肤之感,因为在这当中,融铸了金庸封笔之前面对侠义精神的委顿和失落所感受到的天高地远般的悲壮寂寞。     

论金庸《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对全真教尹志平的解读

根据金庸武侠小说的具体作品,结合相关的历史与宗教文献,对小说中所描写的全真教主要人物尹志平进行了分析。首先认为与历史上真实的人与事件相比,小说中尹志平的政治倾向、感情性格等主要方面与史实差别较大;其次重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这样一个全真教另类的角色是有必要的,但把这个角色叫成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尹志平＂,就违背了人物的现实关联及内在精神结构。这是金庸先生所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过于强调艺术真实而对历史真实重视不够。     

李乔前后期小说创作艺术风格变化研究

李乔前后期小说创作艺术风格变化主要表现为:作品选材从单一化向多视角转向;作品风格以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转向。其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人生阅历的丰富、思想的积淀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李乔前后期小说创作艺术风格变化的探讨,以期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彝族当代文学的拓荒者——李乔。     

众星拱月与从一而终——从《书剑恩仇录》看金庸的情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抒写大都借用中国古典小说及传统武侠小说常用的"一男数女,众星拱月"模式,主人公三妻四妾,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式结局是此类小说的通例,从形式上看,金庸没有超越这种模式,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着强烈的现代心理意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翻新既赋予了旧形式新的意义,更重要的,这种写情也使他笔下的情爱故事更能契合现代人的心理,而且,金庸的爱情故事绝大多数以悲剧收场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武侠类小说的情爱观.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创作论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小说创作风格独特,“唯美”、“诗意”是其创作的典型特征。他在作品中展示苦难,礼赞面对苦难时人所保持的美的姿态。纯美小说系列呈现给读者一个充满了诗与美的苦难世界。但是,近于工笔式的写作手法,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苦难题材,颇有些神化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成为曹文轩创作的缺失之处。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论南宋抗金领袖李纲的闲居词

李纲,南宋抗金领袖。其短暂一生,却有两次闲居期,共计达12年。其时,南渡政坛和、战之争激烈,“绍兴和议”正在酝酿。与在朝相比,其闲居心态发生变化:由“舍我其谁”的自信转为谨慎得体的关注国事。心态的差异使其闲居词呈现出与在朝词不同的风格,且呈阶段性变化。他乐天知命,“任真”,词风冲淡平和,乃苏轼之后又一位成功的学陶者。     

抵达精神深处的智性书写——对艾伟小说的一种解读

艾伟是一个擅长小说写作的新锐作家。在日益喧嚣浮躁的时代里,艾伟的小说却在不断演绎人性深处的奥秘,并因此而获得一种可贵的精神的厚度,他善于将人物置于非常情境中去看取人性的变化,原罪与救赎是他的小说在向人性深处掘进时一个不断被言说的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