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混合型股份合作企业集团式总厂探析

改革开放十二年来,瑞安市的经济空前活跃。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从“千家万户”家庭工业起步,经过“挂户经营”阶段,逐步形成了以股份合作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去年以来,又出现了向混合型的股份合作企业集团式总厂发展的新趋势。一、新的势头1990年春,正当人们思考在治理整顿的环境中,温州农村“小、弱、散”的乡镇企业究竟向何处去的时候,瑞安市仙降镇农民企业家们,在各级     

温州农村的资金市场及其管理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迅速发展。与传统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温州模式”是在家庭经营和市场调节二大基石上纵横拓展成型的。近年来,温州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商品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信用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颇具特色的温州农村资金市场正是这种变革的产物。认真研究温州农村资金市场,不仅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温州模式”,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资金市场问题也有所裨益。     

“温州模式”与社会主义农村的原始积累

自从我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不少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经济现象,其中数以个体经济为主体,甚至还包括相当一部份雇工经营现象的“温州模式”影响最为深远。本文准备从商品经济产生、发展的一般过程出发,通过分析经济运动与现实社会运动的相互关系,试图对我国社会主义已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过程作出某些新的判断,并说明“温州模式”的历史意义和我们当前应采取的某些政策。     

论“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兼谈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

近年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模式的形成,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一个典型,是农村深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深入研究“温州农村经济模式”(以下简称“温州模式”),对于促进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温州模式”的特点和成因进行系统探讨;并就研究“温州模式”的方法谈点看法。     

温州教育面临挑战与抉择

地处东海之滨的温州,以富有魅力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从“温州模式”的成功塑造到“温州试验区”的建立,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大试验。“温州试验区”成败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一个人才结构调整与改革的问题。而人才结构的协调改革,首先又是发展教育,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人才问题。现在,温州教育的落后性、单一性、被动性与温州多元化经济极不相适应。假如再不突破这种旧教育体制,就会给“温州模式”高层次发展带来阻力,这种阻力从现在到未来,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显然,温州教育已面临着严重挑战。现笔者拟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关心温州建设的同志们。     

试论农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份与多种经营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

<正> 在农村改革中,人们对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一是经济成份与经营形式相互关系之争。实质是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内涵的定义问题,经济成份与经营形式两者必须合一还是可以分离。二是一主(以公有制为主导)两多(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格局之争。要害是主导经济形式与辅助经济形式能否并存的问题。三是合伙经营、租赁经营、挂户经营等形式属性之争。它们究竟属于经济联合的形式,还是不属合作的序列。四是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问题。主要是对其在农村经济中所处地位与发展趋向存在不同看法。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作者在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概括性描述的基础上,围绕着两个模式的运行机制,分别就它们在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中各自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运行、区域内经济的协调与运行以及总体运行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比较,从中揭示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意义。指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就是传统的、自然经济状况下的农村如何向商品经济转换的问题,而实现农村工业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温州模式与集镇建设

经济理论界在讨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中,有些同志对农村城镇建设的发展问题。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苏南以集体企业为主体,乡村两级富,小城镇发展快。温州靠家庭工厂、个体经营,乡村两级穷,小城镇建设搞不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温州农村集镇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苏南模式”推动小城镇的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大家公认的。而“温州模式”同样有利于加快集镇的建设。近年来随着家庭     

费孝通教授率考察组在温州调查

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所教授费孝通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罗涵先生于1986年2月20日至3月10日率全国政协考察组一行八人,在浙江省温州市考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3月8日,费孝通教授在浙江省人大会堂向一千余名听众作了题为“小商品,大市场”的考察报告。他说在三中全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下,温州人民走出了一条以商致富的不同于苏南的新路子。他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详尽地分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费孝通认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渠道的不畅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继续前进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依靠十万购销员与十大专业市场所组成的民间商品流通网络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流通环节上联系起来。国营和供销社的流通体制改革应尽快行动起来,从温州农村开拓的大市场中找到自己改革的方向,真正发挥促进生产、指导消费的服务职能。     

红土采珍

溪头乡干部与贫困户结对扶贫婺源县溪头乡今年实行全乡干部与贫困户挂钩“结对”,切实帮助全乡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乡党委要求全乡副科级以上干部、一般干部、村支书、村主任、乡办企业厂长(经理)、驻乡各单位负责人每人部与贫困户结对扶贫。其中副科以上干部每人挂钩2户,其他干部每人挂1户。对挂户干部提出了“四有一路两翻番”的具体目标:即“贫困户家中有饭吃,有衣穿,孩子有书读,逢年过节有鱼肉;为贫困户找到一条致富路;贫困户家庭经济、人平收入比上年翻一番。”挂钩扶贫一定两年,并将挂户扶贫列入年终干部综合考评,实行奖罚。目前,全乡已有110户贫困户得到了干部的“结对”帮扶。全乡掀起了干群同心协力抓经济,携手共奔富裕路的热     

如何认识温州经济格局——与李云河同志商榷

读了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对温州经济格局的再认识》(见《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再认识》),感到有几个问题仍需探讨。《再认识》所说的经济格局,主要指所有制格局,也就是所有制结构。其主旨是想澄清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即温州家庭经济姓“社”不姓“资”,温州模式姓“合”(合作经济)不姓“私”。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温州农村的经济格局应该重新评价,对其姓‘合’不姓‘私’必须肯定。”就是说,温州的所有制结构中,合作经济即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是“必须肯定”的。我认为不然。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     

对温州资金市场的不同看法

近两年来,一些人在探讨温州经济格局的市场体系时,认为温州已经形成了一个资金市场(见李红:《温州农村的资金市场及其管理问题》,《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方崧、罗吼:《温州农村资金市场调查》,《经济学动态》)1986年第6期)。其主要依据是近几年温州出现了多种融资形式和多层次的融资机构:(1)私人钱庄和“银背”开始出现;(2)各种“聚会”和“标会”蓬勃发展;(3)非金融机构出现了从事存放款的信用活动;(4)社会集资面广量大。这些融资形式和融资机构在数量和规模上空前发展,利率随着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上下浮动。基于这些分析,认为温州已经形成了一个由上述四种形式构成的资金市     

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

中国是个二元社会结构。它的基本内容是: 户藉制度:以“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把中国公民划分成标志鲜明的两个类别。“农业”户口的公民除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以外,原则不能转成“非农业”户口,从而没有权利进入城市定居、寻找职业。住宅制度:市民房租微少到只有象征性意义。但国家不为农民的住宅投资,虽然农民的人均收入     

论农村分户承包的家庭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

当前,我国农村生产队总数的92%已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分户承包的家庭责任制(主要是包干到户)已发展到78.7%。这是农村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它不能不使农村家庭发生一定的变化;另一方面,几亿个家庭户的变化又不能不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农村家庭经济单位的恢复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普遍建立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的根本变化是由集体的劳动部门变为经营承     

小城镇在温州的战略地位不可动摇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模式与温州城镇化之路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温州: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最终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世纪 90 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实践表明,传统的“苏南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温州模式”却相对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誉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在国内外影响颇大,形成了独到的经营理念。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结束,最近与“温州模式”相辅相成的温州城镇化道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特地邀请温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几位专家撰写一组文章,以进行学术交流和探索。     

提高专业户的家庭经营水平

一慈溪县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和中共中央〔1984〕一号文件的贯彻执行,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大批涌现。全县已有多种经营的专业户、重点户40,068户,占农业总户数的17.37%。“两户”的生产门路越来越宽,经营项目越来越广,不仅有种植、养殖、编绣、捕捞、采集业,还有家庭加工、运输、购销专业户、重点户。全县已有各种家庭加工专业户1,036户,运输专业户1,853户,购销专业户1,621户。“两户”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如养群鸭专业户,1980年平均每户饲养182只,现在已经达到637只,其中蛋鸭在千只以上的有16户,万只以上的有1户。并且有部分生产项目,由独户经营发展到联合经营,现在全县已有各种经济联合体1,541个。“两户”提供的各种商品量显著增加,1983年仅食品公司收购的鲜蛋、肉鸡,分别比上年增长1.8倍和6.5倍,多种经营的商品率达到了98.1%。在“两户”的带动下,全县出现了各种专业村33个,专业乡1个,专业市场3个,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

近几年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温州农村经济模式,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性典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交流温州模式研究的成果,在理论上较系统深入地对温州模式进行探讨,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温州市农业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温州市召开了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中央机关和省内外研究单位、大专院校、新闻界、经济工作部门的领导同志、专家、教授、理论     

“温州模式”研究述评

在种种似乎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规律。历史的曲折发展,给温州造成了一次次“出名”的机遇。1956年,温州永嘉县率先搞“包产到户”,虽不到一年,就被指责为“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主张”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但温州在全国由“包”而出名;在十年动乱时期,温州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人们谈“温”色变,“乱”得出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短短几年内形成的颇具特色的“温州模式”,在全国再次出名。近几年,全国各地到温州农村的调查参观者络绎不绝,年均达一万多人次。国务院及有关中央部门、本省和外省的一些领导同志,相继赴温州视察和指导工作;社会科学研究,政策研究部门及大专院校的同志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