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抗战时期国统区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翼——简评抗战时期桂林文学界的小说创作

在抗战初期的文坛上,最活跃的文学样式是为抗日救亡而呐喊的诗歌和记载血肉拚搏的真实文字——报告文学。小说创作则一度陷入沉寂。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战时文学的逐渐成熟,小说创作在抗战第二年后,逐步呈现出繁盛状貌。丘东平的《第七连》、巴金的《火》等抗战小说;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腐蚀》等暴露小说;     

抗战初期武汉募捐特点研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心.在中央、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组织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在募捐的组织上,整合各种力量,成立专门负责征募的组织;在民众动员上,宣传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各种募捐运动此起彼伏,各有特色.这一时期武汉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其他地区开展征募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此后以重庆为中心的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特点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尽管当时已经宣布重庆为陪都，但是，包括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在内重要的、关键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正面战场最高决策指挥机构，都直接迁往武汉办公，武汉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与此同时，分布在战区的商界、文化界等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聚集武汉，他们与武汉民众一起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亡运动，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国民政府、湖北省地方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下，武汉的募捐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征募的组织性、动员宣传的规模性、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募捐运动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募捐运动为以后国统区开展募捐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也揭开了此后以重庆为中心整个国统区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序幕。     

南天思乡情——萧红等三部记传性作品比较研究

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这一时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和与其相应的“东北流亡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间反日爱国意识最强的文学。它作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先声,曾引人注目,且备受青睐。到了“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以反日爱国为主旨的“东北流亡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隶属东北流亡作家的“流亡者之歌”,在大时代的“抗战文艺”的交响乐中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文化城的开辟

抗日战争时期,更确切地说是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广西桂林以“抗战文化城”蜚声全国。当时云集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闻名全国的也不下二三百人”;众多的抗日进步社团、报刊、出版机构十分活跃,抗日救亡运动和文化事业云蒸霞蔚,空前繁荣,成为国统区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它同重庆、昆明等地的抗     

淞沪战役与中国抗日国防战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即为“抗日国防战略”,暗中准备抗日部署,1935年到1937年中国政府以我国的地域条件做基础,估计到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决定以持久战赢得胜利,所以,中国之国防态势明确地按照国防战略计划确立为以武汉为中心经营长江流域国防设施,建立自西向东的梯次防御体系.“七·七”事变后,凇沪战场的开辟是国民政府以西南为抗战基地实施持久抗战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果上看,这一应战方略实现了国民政府的预期目标,与此前的战略思想是吻合的.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试论刘白羽的报告文学

一在解放战争暴风雨的年代中,我们年轻的报告文学带着前线激动人心的胜利消息和英雄事迹传遍各地,象一道闪电,照亮了战争的道路,鼓舞了人民的信心和勇气,在文坛上放射了异彩。这里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刘白羽同志的创作。刘白羽同志报告文学的创作,开始于抗战初期。《逃出北平》,以一个革命青年的坚强意志和热情报导了惨痛的流亡生活,反映了动荡的时代面貌。到延安之后写的《游     

国统区抗战报告文学刍论

在抗战文学中,报告文学成就如何,能否在抗战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几十年来,研究者的意见颇不一致,持否定态度的不少。国内有人认为,它空空洞洞,八股味浓;国外也有人认为,它只不过是披上文学外衣的新闻报告,有的甚至干脆否认它是文学。对抗战报告文学的这种估价,未必是实事求是的。我认为,报告文学与其他创作一样,是整个抗战文学创作的组成部分,而且成就显著,不应低估和否定。     

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首推武汉的原因初探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武汉江岸铁路工人的斗争,威震世界,成为京汉铁路大罢工的重心,推动和形成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最高峰。邓中夏在评价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时指出:“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31页》)。因此研究这一时期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对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工运史都有裨益。本文试图就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首推武汉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高云览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

抗战期间,高云览向海外侨胞及时报道国内战争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血腥的罪行,展现中华儿女团结抗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抗战史上的光辉足迹和伟大影响,因此,高云览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其报告文学避免了一般新闻报道的模式化倾向,以郁愤悲壮的叙事基调、真实生动的场景再现、灵活融合的文体风貌形成显著的艺术特色,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徐迟报告文学的创作历程与艺术风格

徐迟报告文学的创作生涯,已有四十多年了。他在中国报告文学早期园圃里就绽发了最初的花朵,那就是反映抗战初期淞沪战役的《大场之夜》以及《赫奇队长底被捕》。建国之后,他又留下了三本报告文学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哥德巴赫猜想》,还有未曾收集的《法国,一次春天的旅行》、《赵元极的画》等篇。如果说,徐迟在早期还是以诗作为主,偶一涉猎于报告文学领域,那么,建国以后他的文学生涯的一个主要方面,便是以报告文学来“充当这一历史时期的纪录员”(见《我们这时代的人·后纪》)了。     

蒋介石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外力争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同情与支持,对内积极动员、组织和团结各抗日力量对日抗战,先后督导或指挥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抗战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同时,还为部署其他各项重要抗战工作及安置难民、难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地实行了抗日战争由东部向西部的战略大转移,为谱写这一时期中国抗战的辉煌篇章立下了功劳。     

瞿秋白—中国报告文学的开拓者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报告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我们过去对他在报告文学领域的活动及其杰出贡献,一直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和恰当的评价,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本文仅以笔者能够查阅到的史料,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和研究者。报告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在瞿秋白的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创作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他是通过写文艺通讯和报告文学开始早期文学创作的。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主要是在旅苏期间描摹革命胜利后苏联的“社会的画稿”及记录个人“心弦上乐谱”的过程中,他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武汉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武汉抗战时期,虽然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小说创作没有报告文学、诗歌和戏剧那么热烈,但仍有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特色。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地主恶霸豪绅和一切恶势力,这是五四时期、左联时期中国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而到了这个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     

“一·二八”抗战的战地报道与文学反思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此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骨干作家，如黄震遐、张若谷、万国安等，以《大晚报》《时事新报》为中心从事战地报道，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此段历史的记忆方式。此战地报道之实践为抗战全面爆发时报告文学热潮之先声；但在塑造英雄、激荡民气的同时，亦有夸大战果，将残酷战场情境传奇化之倾向。反倒是在战后以此题材创作的小说中，作者对战事之艰难、中国军队牺牲之惨烈，有更为切实的描写。这一“错位”，为我们理解历史与文学、纪实体裁和虚构体裁之互文关系，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案例。     

抗战时期企业迁湘概况及对湖南经济发展之影响

抗日战争初、中期沿海一些工厂企业陆续内迁西南、西北,其中湖南是内迁企业较多的省份之一。关于这一情况至今尚无系统详尽的文字介绍,笔者愿就接触到的部分资料作一初步叙述,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先辈。一、企业迁湘概况抗战企业内迁始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抗战爆发至次年1月为第一时期,即发轫时期。这一时期虽政府指定川、陕、滇、贵、鄂、湘等省为内迁目的地,但各厂几乎全部云集武汉,不少厂还在武汉开工生产。自1938年1月各厂开始陆续离汉再迁,是为整理转运时期。9月以后内迁速度加快,各厂散向西南、西北各省,到12月内迁厂矿数已达预计搬迁总数的四分之三,是为继续内迁时期。     

陈独秀的抗战言论再评价——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

陈独秀在武汉时期的抗战言论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政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抗战性质、指导路线、领导权等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与中共的抗战纲领基本一致;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其中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全面审视他在这一时期的抗战言论,对于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仍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