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鸿烈对中国诗学的创造性阐释

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论著。杨著根本目的是将中国诗学纳入世界文学的演进轨道。他自觉运用现代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诗学进行整理,引入西方的纯文学观及进化论解释中国诗学的演进,站在新文学的立场,对传统诗学予以评判。这些在当时来讲,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然而,"以西释中""以新汰旧"未必合乎中国文学的实际,由此暴露出了不少缺点。研究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可以很好地窥测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国诗学的实践路径,对当代诗学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启发意义。     

吸收与创见: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前后变化明显,而且涉及的层面和内涵也不一样。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发展观,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吸收了"公羊学说"、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经由对日本、美洲、欧洲等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融会贯通。他的思想形成的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心灵的阵痛和调适。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西方文学传统与中国诗学因子的结合与融通——艾略特《荒原》等诗歌艺术性探析

艾略特“对当代诗歌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所起的先锋作用”是无人比拟的。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杰出的成就与其自觉接受西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不自觉地吸收中国诗学因素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其诗作与批评理论的不朽也正在于将二者进行了巧妙的融会贯通。     

“唯心的进化论”：杜亚泉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改造

近代思想家杜亚泉对达尔文、斯宾塞式的竞争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给近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它在欧洲的本来面貌和被误解的状况,它与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关联,以及进化论冲击下近代中国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危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同时,他还改造了进化论,提出具有多重思想特色的"唯心的进化论"。杜亚泉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改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面貌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纷繁复杂关系,更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进化论中的诸多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寻找中国社会的"自性"——梁启超"中国社会论"初探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借助西方进化论,将中西社会差异诉诸"群"之内在构造原理差异,并运用"家族"、"公私"、"家国"、"治乱"等本土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的"结群规则"和"构成原理"展开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社会论".其对中国社会自身特质的深层次认识,对于中国研究"本土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比较语境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徐复观文学研究的本土性诉求

徐复观力图在比较语境中对古典作出现代的阐释和研究,但他反对用西方的文学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他强调文学研究要走出进化论的观念,采取历史的整体视角.他认为,要以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为脉络来建立研究的基点,而避免那种以西方某种理论概念为先在体系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学术的自我意识,他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实用性,将其作为传统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表彰,从而构建出与一般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观念.     

孙中山对待儒家思想之态度论析

孙中山早年在构建他的"革命学"时期,就自觉地从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晚年的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顺应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潮,大张旗鼓地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试图在学习西方与继承传统之间寻求其契合点。     

日本早期进化论的演变及对中国传播的影响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近代两国的历史传统、面临外强侵略的民族危机感导致的政治论争、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以及进化论的双重属性和特征等。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进化论在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传播,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壮大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来阐述进化论对于日本,重点是日本对于中国理解和接受进化论的思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的影响。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中国近代早期对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反响——以受传教士影响的知识精英为考察对象

中国人一开始就是在社会进化论意义上理解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社会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意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事实上并不构成中国接受社会进化论的障碍.构成难以接受社会进化论障碍的是19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知识精英的人生态度.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19世纪60年代在香港,有过两次与社会进化论相关的“强弱论”问题的讨论.参与这两次讨论的王韬,主张以“用强”的立场应对西方的挑战,但他最终也未成为社会进化论者.象王韬这样的直接参与传教士西学传播活动的知识精英,不能以先驱者的姿态对在西方有广泛影”向的社会进化论以积极的理解,并主动予以传播,社会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就无庸置疑地被推迟了.     

孤独的高蹈——论孙犁的民族性文学追求及其革新意义

文学的民族性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本体性特征,它形成一国的文学传统,而文学传统固有的排它的惰性,使我们不能将民族性视为一个凝固的存在,而只能将其视为一个过程。民族性的进展,就是不断现代化的更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犁在民族性追求中具有同时代作家所缺乏的革新意义。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偏于抒情,追求诗美;继承"诗言志"传统。另一方面,他的民族性追求中掺合进了现代性因素。不仅风格内容上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且自觉运用西方灵活多样的形式。孙犁以独承诗骚传统并具现代性的特质,在五六十年代大批承传叙事传统的作家群中成为一种孤独的高蹈。     

论西方文化进化论误区

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进化论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基于对以泰勒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与以怀德为旗手的新进化论的批判,笔者认为,尽管古典进化论与新进化论在研究中重视的内容不同,但在本质上所构建的理论误区则是一致的:机械、教条地以自然科学性的思维、方法来思考、研究具有社会、人文科学之性质的文化.     

康有为的全变思想和创造进化论

在研讨康有为辩证思想的众多论著中,许多哲学家界定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糅合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庸俗进化论社会观,这一论点几乎覆盖了所有中国近代史著的空间.如果我们对康氏的哲学观,辩证观和历史观作一全面综合分析,就不难发现康氏并没有在变易的河边止步,也没有在庸俗进化的山前徘徊,而是突破了变易论的城池,向全变论的层面攀登,涉过庸俗进化论的河流,走近创造进化论的新岸.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传统与现代对话的一部力作——评《民族传统体育的困境与出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竞技运动,通过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成为了当今世界体育文化的主体。无可讳言,其"全球化"取向必然会对包括其他非西方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核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当代,虽然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从未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但西方兗技体育从进入那天起,就逐渐占领了中国体育的主流市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体育的发展。甚至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女性小说书写中的“以译代作”——兼论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进化"视野下的经学阐释——陈柱经学研究

"西学注经"是民国经学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庸>宣扬育化万物、赞天地化育,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二者于人类生存问题上有共同议题,促成中、西之间的对话契机.陈柱的经学论著,尤其是对<中庸>经义的阐释,涉及到神造论与进化论、物竞与互助、伦理进化与历史进化等相关话题,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经学在西学影响下的变动.在生命起源上,陈柱相信儒家的鬼神好比西方造物主,后来避免与进化论出现抵触,认为鬼神的有无不能一概而论,以便袭用西方力学解释<周易>中宇宙的生成.在生存方式上,陈柱采用"互助"取缔"竞争",挪用<孝经>中的伦理规范印证互助的必然性.在人类进化上,陈柱认为伦理进化是人类进化的必要途径,二者同步并行.陈柱对西学抱着实事求是的包容态度,但在与进化论相关的经学阐释中,他的儒家本位思想没有因此动摇,那就是强调人伦教化和生生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