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农村金融组织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既具有经济理性,又具有社会理性,社会理性约束经济理性。当农村金融组织实现经济人属性最大化时,必然对其非股东利益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实现构成限制条件,并且其经济行为嵌入到各种社会结构之中或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结构或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约束,以实现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在社会本位法哲学的影响下,其承担社会责任无疑具有正当性。其在交易对象、服务内容、风险防范和政府干预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承担社会责任的质的规定性。按照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应建立权利塑造、主体建构、行为约束、风险防范和政府支持等法律制度,督促农村金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     

浅谈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规制问题

非政府组织是一种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组织。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立法还存在许多空白，应尽快加以完善。     

金融安全视角下合会法律规制的综述

由于我国法律长期未对合会进行相应规制,在面对倒会等合会问题时,司法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正是在立法的空缺、司法陷于两难抉择困境的情形下,合会的实际运作日渐远离现行正式制度的视野,呈现出一种体制外运行的显著特征.这与我国金融法治建设的目标应当说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有必要就合会概念界定与功能、合会起源分布与存在的社会基础、合会法律规制研究、合会风险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研究.     

农村政策性金融需求的变化与供给创新研究

推进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和发展是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需求视角,分析了"三农"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政策性金融需求的新变化,探讨了现行农村政策性金融供给的"硬缺口",提出了加强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推进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的新思路.     

论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自治与政府规制的法律协调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回应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民众利益表达团体,正在发展成为促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囿于社会基础、关系定位和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制约,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实情并不尽如人意.着眼于非政府组织自治与政府规制的协调与互动,中国必须着力于理顺关系、搭建平台和防控风险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     

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几点借鉴

鉴于国外发展政策性金融的有益经验,文章从四个方面提供了完善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思路:政策性金融的适应性、政策性金融的可持续性、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来源以及政策性金融的经营原则。     

金融控股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如何认识并从法律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进行有效规制,事关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能否健康、有序、规范发展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本文主要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涵、模式选择及法律规制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金融创新与金融规制的动态博弈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原动力。金融创新使传统的金融规制效力递减,并造成放松规制的压力;金融创新对扩大金融规制领域和加强金融风险规制提出了现实要求。从金融创新与金融规制的博弈角度来看,当一段时间金融出现违规猖獗时,金融规制部门将加大违规惩处力度,但这对整个金融市场的长治久安来说并无多大好处;而加重对金融规制者失职的惩处,减小了违规者的违规概率,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金融公平与效率建设。     

非营利组织商业化及其规制

要合理限制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活动,防止其成为个人利益的输送工具,就需要跨越民法、税法、行政法等法域,构建一系列的规则束。政府以税收优惠等特别利益,来引导非营利组织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此为诱致型法律规制;禁止非营利组织内部成员从商业活动中牟取私利,此为禁止型法律规制;为解决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应确立起非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成员的公众义务,此为义务型法律规制。     

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探析

在借鉴国外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法律规制模式—减免税制和税前扣除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非营利组织的法律界定为切入点,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特殊税收待遇的基本设想。认为非营利组织应当是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法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特质,建议在税法中应当区分公益性和互益性、相关商业活动和无关商业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并赋予不同的减免税待遇;应当统一向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前扣除标准,允许超限额部分递延扣除,并建立公益性捐赠的直接扣除制,允许境外公益性捐赠限额扣除。     

公共财政预算的法律性质论纲

基于财政立宪主义的理念,公共财政预算较之传统的国家预算、政府预算、公共预算和财政预算等名称更能准确地揭示出制度意义上预算本身的法律内涵。关于公共财政预算的法律性质,国际上存在着法律说、行政说和折中说等的争论,法律说应该是终结的取向。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应然法律性质应该定位为一种特殊的法律。     

农村金融困境与非正规金融体系重构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已出现边缘化的迹象。分析农村金融困境的发生机理,进而引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缺失的可能因素,结果表明,统筹城乡失调的农村金融供需结构偏差是其根源。农村非正规金融和统筹城乡进程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必须以统筹观念为指引,推动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代孕的困境及法律规制

代孕为许多不孕夫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调整范围,需要法律的合理规制,通过制度规范引导代孕的良性发展.当前需要对代孕的目的、相关资格、成立要件和亲权等方面进行合理的法律厘定.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发展的调查报告

在通过对冀晋蒙三省区36个县城乡金融发展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分析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并为解决农村金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示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来加快农村金融发展的建议。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生态金融的类型及其法律问题

作为环境危机的应对机制,生态金融市场因应而生。生态金融市场包括市场化机制和生态金融机制,前者以排污权交易为代表,后者的类型较为多样,比如环境基金、气候变化衍生品、自然灾害证券和生态期权等生态机制。作为新型的金融市场机制,生态金融机制对现行金融法制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为了推动生态金融机制的发展,我国应当完善现行的金融法制,为生态金融法制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民间集资行为的法律规制与权益分配

民间集聚的巨大财富产生了长期性的投资需求,但现有正规投资渠道之外仍存在大量民间非法集资。对于民间集资活动,有效的办法是对其进行合理疏导,建立直接融资下的合同监管模式,提供集资活动的丰富的公开信息,减少甚至杜绝非法集资的存在空间。同时,以违约赔偿责任和合同责任为救济手段,保护公众利益,使民间集资活动走入阳光地带,充分发挥其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重庆例证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成功的农村金融体系要求满足特定的运行条件。分析重庆农村金融运行现状,并对比国外成功经验表明,重庆农村金融发展可采取以下路径：丰富有效的金融需求,增加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可选择性,设计针对农村和农民的信用评估系统,创新金融抵押和担保,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用人单位的报复性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用人单位基于劳动者对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规章制度,向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举报而受到处罚后易导致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依据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着眼于用人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探究用人单位报复性行为表现方式及其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与实证的方法,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者的程序完善、赋予并有效保护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异议权和明确与强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等方面,创新性地提出对用人单位报复性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建议。     

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法律思考

农村小额信贷是以农村中低收入群体或贫困人口为特定目标客户而为其提供的特别设计的金融产品,在为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探讨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价值目标以及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和对策,对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深化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