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政治文化变迁后果分析

当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和形式是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资料分析了该地区社会流动的政治文化变迁后果,指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社会流动对流动者个体和流出地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评价等既有正向后果,亦有负面影响,如何引导形成公民政治文化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矛盾现状研究

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调查出贵州、广西、内蒙古、云南、四川五省乡村居民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文化领域、环境领域、民族关系领域的乡村社会矛盾认知状况.认为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矛盾普遍性和差异性并存、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矛盾疏解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依赖性特征,提出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矛盾应系统性地进行疏解、疏解的核心在经济领域、社会矛盾应划分等级进行疏解、鼓励乡村意见领袖参与社会矛盾调解、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2003 CGSS的实证分析

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这一主题关注流动经历对个体的行为模式、态度认知所产生的显在或潜在的影响。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学者对这一主题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国内则缺乏相关研究。文章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在西方流动研究中较为成熟的分析模型———对角线参照模型,对代际流动与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有着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个体在上述认知评价与行为方式上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出身阶级(origin class)对流动者生活方式的影响权重大于当前所处阶级(destinationclass),而在主观阶层地位和社会交往上,当前所处阶级的影响权重大于出身阶级;控制了出身和现处阶级地位之后,代际流动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依然显著。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社会流动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形成了大规模、多层次的社会流动。这给社会稳定的维持带来了诸多难题,但同时也具有消除平均主义、在社会成员中间造成压力和动力、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形成滴漏效应、缓解因社会差异引致的社会矛盾等多重效应,使社会稳定本身经受了考验。从未来看,社会流动表现出频繁化、规范化、地区化、全球化等重要趋势,这是值得注意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和经济后果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快、时间短、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庞大等特点,并呈现出发展的阶段不均衡性、区域不平衡性、超前性、国际性与特殊性等特征.由此也引发了劳动年龄人口老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养老模式社会化、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固变化、社会活力受到影响等社会后果;以及储蓄与投资水平降低、社会与家庭再分配向老年人倾斜、生产设备闲置、消费结构老年化,社会经济负担加重等经济后果.总的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喜忧参半,先喜后忧,忧大于喜,但只要我们能抓住前20多年的有利时机,从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就能将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论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的社会风险

本文运用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对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社会风险进行分析,并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相关理论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希望能够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起到借鉴作用。     

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社会后果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建设的不足和贯彻不力,其不良社会后果将会给农民的增收之路带来重重困难。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的文化整合问题

本文根据马克思的一般社会文化形态发展理论 ,结合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文化特点 ,对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文化整合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哲学研究 ,从整体上把握西北民族地区文化整合的特征 ,为西北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近代华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社会流动(1905—1937)

铁路所具有的近代企业和交通工具这一双重属性既为乡村地区带来了大规模的近代企业,又为农矿产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促进了沿线乡村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铁路沿线乡村地区人口的地理空间流动和职业变动。同时,乡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也影响着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动。产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变动和人口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进而又推动了铁路沿线地区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居民逐渐向近代产业工人或工商业者转变,由村庄居民转变为市镇居民以至城市居民,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自身的现代化。铁路由此成为影响沿线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之一。     

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社会流动

在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中,品德、功名、财富和才干是其中四个最重要的因 素,它们都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在当时基层社会的实际生活中,等级并非森严而不可逾越。社会流动十分 频繁,家族在一段时期内地位显赫,并不妨碍其内部成员的社会流动。而且,基本缺乏严密组织和充裕族 产的家族组织,很难对当时频繁的社会流动起到大的抑制作用。一个总体上下流动频繁,等级秩序比较 松懈,个人品德、才能、财富等在社会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平民色彩较为浓郁的社会,已在清代开埠前 的江南出现。     

改革开放中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改革开放改善了社会流动环境,激活了社会流动机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现阶段的社会流动中还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根除这些障碍,进一步推动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必须公平配置公共资源,为较低社会阶层者增强流动的人力资本提供相应的社会条件。     

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外关于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进行综述。本文认为我国学者在职业流动的社会资本分析中存在着忽视民族、户籍、时代类型等因素的问题,今后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职业流动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只有这样,实证分析的结果才能为我国的职业流动提供科学的指导。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联动逻辑与进路

“：流动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既是基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和广阔牧区实施的一种服务创新,也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是探索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目标的逻辑必然。在传统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体制下,边民分散、流动与服务、管理的非流动矛盾凸显。站在新的时代起点,打造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流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离不开“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驱动与指引,离不开主动服务与主动治理的关键依托,离不开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平台的核心支撑,更需全面推进制度性供给,确保流动车载设备的保养与功能升级,多措并举助推边疆民族地区居民与全国居民一道共享美好生活。     

19世纪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特点及其社会后果

９世纪对欧洲大陆来说,是“工业革命的世纪”。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既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又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在纺织工业继续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煤炭、冶金、机械、交通运输等重工业无论在技术上或规模上都发展较快;有关国家的指导、扶持政策,对工业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也各不相同。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引起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及阶级结构的变化,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它是欧洲大陆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之路径——从市民社会及其基本理论的视角

市民社会理论曾经在西方政治家和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本文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市民社会及其基本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认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首先应该是市民社会市民之自主开发,要发挥市民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政治国家应对自己有个准确的定位,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社会流动与时空延伸 --"浙江村"农民流动的社会时空分析

本文认为 ,“产业——社区型进入”是“浙江村”农民实现社会时空延伸的途径 ,也是“浙江村”农民流动与其他农民流动本质区别之所在。对这类农民流动应给予政府方面的肯定 ,这有赖于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     

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研究综述

学术界关于民族立法和社会管理立法的研究较为多见,但关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的研究较少。创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要从民族立法和社会管理立法中吸取营养,同时又要结合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强调民族性、地域性特点,立足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利益,加强民生立法。本研究从社会管理的概念、民族立法与社会管理立法等方面梳理了有关文献资料,并指出研究中的不足,以期为下一步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立法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学术参考和依据。     

意义之维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

对方兴未艾的乡村文化产业做出深入的理论思考是民族经济研究的新课题.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一种可以满足多重意义目的的社会发展实践活动.在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乡村文化有可能重归主流文化视野并导致新的文化整合.在不断探寻民族地区乡村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同时,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有可能得到提高.乡村文化产业也会使乡村文化的多功能价值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