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讨论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的教学、研究单位和湖北省历史学会,先后举行了评价《李秀成自述》(下简称《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見: 一、关于《自述》的性質問題一种意見认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投降变节思想贯穿于它的始终。李秀成在《自述》中不止一处地对曾氏兄弟阿谀奉承,对太平天国革命恶意诋毁,并以他对革命叛徒和清朝将领如何宽仁礼待和     

关于常熟“报恩牌坊”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常熟“报恩牌坊”,是1862年建立的,罗尔纲先生认为是常熟人民对李秀成歌功颂德的一块石牌坊.在评价李秀成时,罗先生与一些同志曾用这个牌坊来说明李秀成是“爱民”的,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这个牌坊存在着谁建立的,为什么建立,是什么阶级歌颂李秀成的等问题。下面谈一些看法。     

折衷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党性——评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

当前学术界几个重大问題的激烈论战,生动地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斗爭正在蓬勃开展。这和当前国际、国內阶级斗爭的深化发展,若合符节地互相呼应着。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评价问題,是激烈爭论的问題之一。李秀成究竟是一个投降变节的可耻叛徒,还是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李秀成跪倒在曾国藩面前所写的《自述》,究竟是一个彻底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还是所谓“利用诈降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的一条“苦肉缓兵计”?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纲同志为代表的两种针锋相对的     

湖北省历史学会集会討論李秀成問题

湖北省历史学会在各院校爭辯的基础上,于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举行了一次关于李秀成问題的讨论会,出席讨论会的有武汉市各院校的历史、哲学工作者等六十余人。讨论会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鸣”的方针指导下,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爭辯。爭辯的中心问題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李秀成这个叛徒。爭辯是环绕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題展开的。关于对李秀成一生的評价問題怎样评价李秀成的一生?怎样看待这个农民革命叛徒?这是这次爭辯的一个首要问题。一种意见承认李秀成是革命叛徒,无功可论。     

李秀成评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评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关于李秀成的評价問題的論爭中,苑书义、吕翼祖两同志力图把以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綱同志为代表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調和起来,合而为一,认为这两种不同的見解虽然是“針鋒相对的”,然而“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也都带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在他們看来,《李秀成自述》既是“頌扬了敌人、詆毁了革命”,“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又是“頌扬了太平天国前期領袖們的英明和軍事形势的飞跃”,“緬怀天国”。李秀成既是有过“背叛革命的变节行为”,又是一位“农民革命領袖”,“在历史上应該是基本上肯     

评《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为乞降辩护?》

《江汉学报》上期发表了史佚同志的文章:《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为乞降辯护?——评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苫肉缓兵计〉一文》。读过这篇文章,我们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看法。一文章一开头就说:“李秀成在被俘后究竟乞降过沒有?(李秀成不是已经投降变节了吗?《李秀成自述》不是一部道地的叛徒自白书吗?为什么还要谈究竟乞降过沒有?这是否意味着李秀成只是乞降过,还沒有达到事     

“社会规律的主体性”评析

“社会规律的主体性”,这是近年来一些论者的热门话题。提出这一命题的同志认为:“自然是客体,人是主体”,“在人与自然这一最高关系中,主客体的区别是绝对的。”承认人是主体,也就意味着承认“社会是主体”,“社会运动是主体的运动。”于是断言:“社会规律是自为的规律,”“社会规律有主体性。”并且认为,只有承认社会规律的主体性,     

简评“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

《学术月刊》一九六四年第八期所载陶翊之同志“忠王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陶文),对李秀成被俘后投敌变节的行径,千方百计地为之辩护和美化。其主要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大半与罗尔纲的“考证”雷同,而且还进一步散布了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了辨明是非,本文拟对陶文中的一些错误,加以评论。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关于李世贤评价的几个问题

李世贤是李秀成的族弟,生于一八三四年,广西藤县新旺村人。一八五一年八月,肖朝贵,韦昌辉所部途经藤县时,李世贤和李秀成一起加入太平军。一八五六年,韦昌辉在天京发动叛乱前,李世贤是太平天国的下级军官,并不知名。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局面,李世贤和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经朝臣查选出来助国。从此,李世贤逐步成为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征战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战场上,为后期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对李世贤却很少有过专门研究。有些论著涉及到李世贤时,评价部很高,说他是一个军事家、战略家,认为李世贤是独当一面的战将,是和李秀成等秩相同,作用相当的将领。至于李世贤的军事才能,以及他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最后入闽的指导思想等等问题,一般论者多持肯定意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似还欠缺。本文想就上述这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     

赝品怎可据为罪证——关于李秀成晚节的评价问题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学术专刊》发表李兴华同志《重评李秀成》一文说:“一八六四年七月李秀成被俘后,在敌人的囚笼中确实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有过动摇变节的行为,玷污了自己光荣的革命历史。”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方山被俘,是李秀成一生历史活动的界标。在此之前,他的功绩是主要的,不能抹煞;在此之后,他的错误是主要的,无须掩盖。”于是,他对忠王李秀成作出了肯定结论:“说李秀成晚节不终,非常恰如其份。白璧有瑕,临危辱节,没有把忠于太平天国的气节坚持到底……”     

道德“滑坡”与商品意识泛化

一、孩子与狼：道德“滑坡”是事实，代价论不可取本人曾是一名道德“爬坡”论者，即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处于一种进步状态；即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也是对过去“假、大、空”的道德说教失效的惩罚。可是，当我看到犯罪严重，腐败难治，尤其是亲身感受假冒伪劣商品的危害时，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顽强的事实：道德：“滑坡”。有人是不赞成这来自生活的体验的，认为这是社会发展所应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在这个代价之后是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道德必然“爬坡”。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凡事得要付出代价，舍不得孩子打不着…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

这篇序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对一九七九年荣孟源先生和钱远镕先生讨论《李秀成自述原稿》问题两种不同的结论表示个人的拙见;二、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得失提出看法,并把注《李秀成自述原稿》训诂与事实考证并重的体例提出讨论。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后者则有关史学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指教。     

荀学辨惑

许多年来，由于受“左”的风气的影响，有三股迷雾在荀学界飘荡着：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者”;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荀子是“天人相分”论者；还有人认为，荀子应当归属法家。对于这三股迷雾，很有澄清的必要：荀子既承认“人性有恶”,也承认“人性有善”,与“性恶论”无涉；荀子既有见于天人之分，也有见于天人之合，不是“天人相分”论者。荀子接着孔子讲，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非但不是法家，而且对“以儒治国”有重大贡献。     

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之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八六四年七月清军攻陷天京时,他突围后被俘,在敌人囚笼中写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亲笔供词,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李秀成自述》。对李秀成的《自述》和李秀成一生的功过如何评价,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意见可以展开争鸣。然而,戚本禹出于反动的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把李秀成《自述》说成是“变节分子的自白书”,并依此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凡对此稍有异议,就给扣上“为叛徒翻案”,宣扬“叛徒哲学”、“活命哲学”、“曲线救国”等帽子,大张挞伐。后来,“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猖獗于一时,实由戚本禹首肇其端。戚本禹亦以此发迹,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是,历史毕竟是不能任人颠倒的,对李秀成必须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论李秀成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结局和其他领导人也不尽相同.怎样对他进行评价,历来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拟从李秀成一生的主要社会实践出发,剖析他的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     

论杜威对价值哲学的探索与贡献

美国哲学家杜威对价值哲学有重要贡献。他肯定价值的存在 ,主张从效果、结果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去界定价值 ;批评一些学者崇尚理想而轻视手段的思想 ,强调手段价值的重要性 ;认为价值也是一种事实 ,即“价值事实” ,评价是一种判断 ,价值判断是一种事实判断 ,价值判断和物理判断一样都是科学判断 ;认为实验法用于价值评价 ,有助于铲除唯心主义 ,主张用实验结果作价值标准进行评价 ,这是他对价值哲学最重要的贡献     

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吗?

<正> 《南开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发表邹身城同志《太平军北伐主帅辨疑》(以下简称《辨疑》)一文认为,太平军北伐主帅是李开芳而不是林凤祥。理由之一是“李开芳参军后大部分时间职位都比林凤祥高”,并引《李秀成供词》为证。理由之二是说“在北伐途次,由于屡战屡胜而加封侯爵……依旧看出定胡候李开芳是最高统帅。”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辨疑》所用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手材料所证事实与此相反。其次,《李秀成供词》之所以把李开芳排在林凤祥之前,列为首位,根据的是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追封北伐牺牲功臣,     

唯物论者必然是可知论者吗?

学术界长期认为,“唯物论必然是可知论”。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与哲学史的事实不尽相符的。 在欧洲哲学史上,虽然大多数唯物论者是可知论者,但也确有一些唯物论者或基本上属于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是不可知论者或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知论思想。 如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者普罗泰戈拉认为,“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显然,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台涅在自然观上具有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