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我国的宗教立法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法律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行使方式和基本要求与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一致。宪法、刑法、民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以法律的形式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为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保障。为了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宗教立法,建立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使我国宗教立法适应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论我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国际人权公约看我国的宗教立法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法律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行使方式和基本要求与国际人权公约基本一致。宪法、刑法、民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并以法律的形式从不同层次和角度为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提供良好的条件和保障。为了加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宗教立法 ,建立完备的宗教法律体系 ,使我国宗教立法适应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宗教信仰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它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个人思想信仰绝对自由,二是表现在实践层面上的宗教活动相对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正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完整体系。     

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法理思考 ——基于S.A.S.v France案的启示

立法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往往涉及对个人宗教信仰表达自由的限制.国际人权公约和主要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需要受到立法基于正当理由的限制,如公共安全、保护他人的权利等.欧洲人权法院S.A.S.v France案的判决将"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具体化为"共同生活的权利",进一步厘清了禁止在公众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法理基础.法国相关立法和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的判决,对于论证并完善乌鲁木齐市的相关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域外借鉴意义.     

我国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关于平等权的立法方面

我国立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在平等权方面都有许多规定,我国一贯注重平等权的立法,但我国平等权的立法至今仍与国际人权公约存有冲突,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农民平等权的规定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冲突的根本思想根源,实现平等权,完善我国人权立法,保护、发展人权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宪法中的宗教问题研究

我国正处在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起步阶段,因为历史的原因,对宗教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虽然在《宪法》中设立了有关宗教的条款,但是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并且缺乏对政教关系明确的规定。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将与世界潮流接轨,从保护基本人权出发,以更加宽容的姿态迎纳宗教,逐步明确宗教信仰自由和实践自由的范围,加大对宗教自由的法律保护,并认真研究宗教行为与政治行为的界限划分,对宗教团体的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有力的保障。     

习惯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其中的村规民约、宗教习惯法、纠纷解决习惯法中都大量存在着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内容.国际层面关于土著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文件、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处理个人来文的准司法实践、外国的宪法性文件中都有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习惯法上升为国家法的成功实践.以此为借鉴,我国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习惯法上升为国家法的路径主要包括中央立法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本原则、司法自由裁量权将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裁量要素、将尊重传统文化方面的习惯法作为政府的执政理念等.     

区域性人权保护对国际人权保护的贡献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基于区域性人权公约和依照公约建立的区域性人权机构而展开的区域性人权保护对国际人权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区域性人权保护通过区域性人权机构的立法拓展了国际人权保护的内容。二是区域性人权机构建立的个人申诉制度从实践上促进了国际法主体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三是通过探索区域性人权公约的有效实施机制展示了一条现实有效的国际人权保护途径。     

论西藏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

西藏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少数西方国家和藏独势力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西藏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问题？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阐述国家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法义务的前提,并对照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与西藏人权状况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在并未承担全部国际法义务的条件下,对西藏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在宗教信仰自由、藏族文化的保护、藏族人民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权利方面实施了最充分的保护,以法律和事实戳穿了关于中国政府侵犯藏族宗教信仰自由、实施文化灭绝、藏族人民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的谎言。     

试论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及其突破——兼评《邪教的法律治理》

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信仰是否冲突？如果两者不冲突又如何实现两者的＂两全＂？这些是我国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也是我国在反邪教国际斗争中的软肋。刘正峰、周新国两位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在宗教事实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的邪教事实宗教说、国际宗教自由有限自由说及其反邪教立法建议,突破了我国反邪教法学的三大理论瓶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反邪教法研究。     

试论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及其突破--兼评《邪教的法律治理》

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信仰是否冲突？如果两者不冲突又如何实现两者的“两全”？这些是我国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也是我国在反邪教国际斗争中的软肋。刘正峰、周新国两位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在宗教事实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的邪教事实宗教说、国际宗教自由有限自由说及其反邪教立法建议，突破了我国反邪教法学的三大理论瓶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反邪教法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与农民工人权保护

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我国农民工人权保障在工会组织权利问题、平等就业权问题、集体谈判问题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形成了障碍。因此,完善有关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的法律,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国际人权公约所要求的,也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社会条款问题,我们事先作好法律准备所必须的。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

本文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和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人权立法与世界共同标准不断接近的轨迹.尽管权利的确立和保障,要受一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采取的步骤应与一国的国情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但毫无疑问,继续缩小两者的差异,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是我国人权立法完善和前进的方向.     

人权理论新探——论人权与我国的人口政策

人权不是人生来所具有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超阶级、超国界的普遍性的概念,而是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总和。近年西方某国借口人权问题,指责我国的人口政策是侵犯人权,事实是否如此呢?我国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与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是一致的。同样,我国的人口政策也没有违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指明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主权国家有权根据本国情况采取适当的人口政策,这属于主权国家的内政,不是被国际社会宣布为国际犯罪行为的国际问题,别国无权干涉,这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原则。     

迁徙自由权探析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中都有关于迁徙自由权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权,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及履行国际义务等都需要恢复迁徙自由,因此,此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试论我国女性性权的法律保护

女性性权是女性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一项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现行有关保护女性性权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基于我国女性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我们应从完善有关女性性权保护的实体法律制度和法律救济制度这两个方面来加强我国女性性权的保护.     

《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的适用研究——从“禁止导盲犬上地铁”说起

我国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并已批准了该《公约》。随着《公约》的实施,我国在残疾人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问题。以"禁止导盲犬上地铁"为例,从宏观角度看,其有悖于国际公约、国际习惯法保护人权的精神;从比较法角度看,其亦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适应,特别是美国、英联邦、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的实践。虽然我国也有相关法律规范同意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但是仍存在法律条款缺乏统一实施细则、公众对于有关法律尚缺乏全面认识,以及导盲犬的培训和管理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我国已经加入了25个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具体实施问题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和用人单位的漠视,我国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以及子女的受教育权等权利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为此,有关政府机关必须重视我国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切实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及其法定职责。     

所有人的权利——论刑事司法人权的归属

从历史渊源和主要法治国家的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法来看,刑事司法人权保护机制保护的是所有人的权利。法律是全民的契约,刑事司法人权应当归属于每一个人。我国刑事司法的立法与实践缺少这种理念,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中,应当注意对每一个人的人权保护。     

新时期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SWOT分析

针对新时期我国宗教发展迅速,宗教事务管理日趋复杂化的实际情况,探讨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对于依法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宗教工作顺利开展、发挥宗教积极作用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SWOT分析表明,新时期我国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具有基本法规框架体系为支撑、宗教自我管理能力提升、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多等优势,存在宗教基本法空缺、管理地域环境差异大、管理手段行政色彩较浓厚、管理人才缺失、机制不健全等劣势,面临治理体系现代化改革、社会管理创新以及法治国家建设等新机遇,需要应对国内宗教纷争、宗教矛盾激化、国际宗教势力渗透与干扰等挑战,进而从加快宗教立法,完善宗教法律体系、优化政府管理职能与手段、加强宗教法治化管理人才培养、健全宗教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推进宗教事务法治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