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的查干湖、月亮泡渔猎文化探析

查干湖、月亮泡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曾经是辽代皇帝春捺钵之地,辽金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这两处是从契丹捺钵、金代女真＂春水＂、＂秋山＂一脉相承下来,如查干湖冬捕就明显地体现了辽金游猎之遗风。本文通过对辽金时期查干湖、月亮泡的渔猎文化的描述,试图把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以期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资鉴。     

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

在金灭亡辽朝期间，宋与金结盟，夏与辽关系亲密，宋夏双方均试图借辽金的力量来攻击对方，宋夏处在交战的敌对状态。辽被金灭亡后，宋与西夏的关系发展随着金与宋夏的关系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建炎以后，宋夏疆界为金、伪齐阻隔，宋夏间已无直接的利害关系，为对付共同的强大对手金朝，成为南宋与西夏相互发生某些联系的主要因素。至建炎三年，西夏不再向宋称臣，宋帝亦不再直接向西夏颁赐诏书，宋夏之间自继迁以来所确立的朝贡关系也就此中止     

辽金时期的查干湖

查干湖早在辽金时期就以水草丰美而成为辽代皇帝的捺钵之地。而今的查干湖依然发挥着渔业、旅游等优势。本文试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阐述辽金时期的查干湖的面貌,以期有益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     

西夏的立法概况

迄今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只记载与西夏同时代的辽、金法制,而对西夏立法只字未提,是一个明显的缺憾。《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由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诏令修纂并于天盛二年完成。该法典共20 章1463 条,在立法形式和内容上都已十分完备,其以儒家宗法制度为立法指导思想;诸法合体的结构方式以及较为鲜明的民族特点,引起法史学界的深刻关注。可以预见,将西夏法制纳入法史学的研究及为其确立在中国法制史中应有的位置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例

辽金时代,"科尔沁"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备受当时统治者的关注。辽朝的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长春州,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东南部,长春州是辽朝中后期历代皇帝春捺钵时选择的固定地点。辽代的很多军国大事,大政方针的制定都在这一地区,长春州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试以长春州为例,来阐述辽代的科尔沁及其重要地位。     

西夏皇帝尊号考略

西夏自1038年正式立国后,先后共出现过十位皇帝,他们笃信佛教,佛事活动频繁而兴盛。皇帝或皇太后的尊号时常出现在西夏佛经题记当中,在缺乏纪年的情况下,弄清楚每个皇帝的尊号有助于我们大致判断佛经施写、刻印的时间。根据已公布的西夏佛经文献,我们知道了其中四位皇帝的尊号,且每位皇帝还不止一个尊号,这对研究西夏佛教的发展和佛经流传情况有一定帮助。     

西夏佛王传统研究

在西夏史诗中,李继迁被塑造为文殊菩萨和转轮王的化身。克什米尔僧人和吐蕃僧人均称西夏皇帝为法王。西夏皇帝陵台为八角形塔式建筑昭示了西夏皇帝的转轮王身份。拜寺口西塔的影塑表明该塔为西夏时期的转轮王塔,西塔的西夏文题记与西夏权臣任得敬有密切关系,表明该塔乃任得敬利用西夏佛王传统取代夏仁宗仁孝统治的政治产物。在任得敬集团覆灭后,夏仁宗仁孝在西夏宫廷诗集中更是以佛的形象被广为赞颂。     

辽蕃和亲初探

辽与西蕃通婚，是辽对西夏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增加对抗西夏的砝码，其直接动因则是北宋仁宗朝联蕃制夏方针的转变。但由于辽、吐蕃和西夏三方构不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致使辽蕃和亲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成为其后双方交恶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和亲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契丹与吐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

北宋、辽、西夏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三国鼎立时期。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或战或和,既相互利用,又互相对立。虽然宋与辽、宋与夏、辽与夏三组关系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但这一时期矛盾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北宋。辽与西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与北宋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进而形成了联合抗宋的局面。其中,辽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不仅直接对北宋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在夏、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夏、宋关系是北宋、辽、西夏三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它对宋、辽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因而辽统治者十分注意夏、宋关系的     

论西夏政权的蕃官问题

学术界对西夏蕃、汉并存官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认为是两套官制。持此意见的人在解释其出现背景时又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蕃、汉并存官制乃是受西夏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经济的制约而产生的,另一种则认为“此举颇类辽制,官分南北”,是吸取了辽的一些经验和作法。二、认为是一套官制。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认为是为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金对西夏使节接待制度研究

金朝在灭亡辽朝后，成为西夏新的宗主国，期间双方使节往来频繁。分析金对西夏使节的具体接待过程，能更清晰的理解使节往来在两政权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也能从不同方面反映两政权的社会生活。     

从朝贡和榷场贸易看西夏物产

西夏与宋、辽、金等通贡与榷场贸易活动频繁,从史书零星所记西夏朝贡及榷场贸易之物品,结合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西夏与金榷场贸易文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可见西夏物产之大致种类,既有畜牧业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其中不乏土特产,尽管其贸易量不大,但因是他国稀缺之物而倍受青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夏对外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舶来品。西夏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本地物产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故而需要外来物品作为补充。西夏与宋、辽、金等周边政权的经济交往颇为频繁,既促进了西夏本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多元化,同时也对周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西夏王朝档案管理制度蠡测

西夏文文献是中古时期除汉文文献之外,保存文献种类、数量最多的一种用民族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由西夏文文献可以探析西夏王朝的档案管理制度,了解西夏王朝对文书档案的重视,进而可以从这个角度揣测西夏政权在当时十分复杂的形势中能与宋、辽、金抗衡达200年之久的某些原因。     

西夏赐姓李氏考

西夏赐姓李氏一事在《宋史》、《辽史》和《金史》中记载不同,《宋史》载两次:唐贞观年间和唐末僖宗年间;而《辽史》、《金史》仅载一次,即唐末僖宗年间。史书对此记载有所出入与史书作者生存年代、王朝修史方式、史官态度以及西夏王朝自身的因素等不无关系。因此,对此加以考证,读史者在阅读史书时讲求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十分必要。     

西夏文佛经款题中所冠帝、后尊号与西夏政制建构

区别于中原佛经款题的书写结构,西夏皇帝和皇太后在撰写佛经款题时会冠以“尊号”。结合“御译”“御校”“谨施”等词语以及佛经序言的内容发现,西夏文佛经款题中的“尊号”不单纯是政治名号,可能还蕴含着佛教意义上的“觉悟”。西夏的“尊号”制度是模仿唐宋的结果,与本国的社会现实存在冲突。从“尊号”的用字来看,佛教调和两者的冲突。佛教在加强西夏皇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迎合了西夏僧俗的精神需要。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

元朝人不修西夏史刍议李华瑞“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二百年，幅员二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份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     

试论西夏党项文化传统及其与周边各族文化的交流

西夏文化是典型的“综合文化”,它有相当明显的党项文化传统,并富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它是在中原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此同时,西夏党项文化的外传,也对中原的宋文化,周边的吐蕃文化、回鹘文化、辽金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略述契丹辽文化研究成果——怀念王承礼名誉会长

契丹辽文化的研究领域成果突出 ,诸如《契丹族文化史》等多部论著 ,对契丹辽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承礼先生 ,他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渤海史、辽史、东北历史与考古等方面 ,辽史研究则侧重于辽代文化、宗教、礼仪习俗等方面     

西夏与周边各族地缘关系述论

公元8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这200多年间,中国大地上缺少了一个足以号召各民族走向政治大一统的核心力量,这个政治环境给党项族的崛起和西夏王朝的出现提供了时机和舞台。西夏西邻回鹘和吐蕃,皆缺乏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相继被西夏一一击破,西夏将河西走廊全部占去。西夏的北、东和东南面环绕着辽、宋。二者幅员和人口都远过西夏。夏视其强弱为向背,为自己争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辽在北宋建立以前就进入华北平原北部,东段长城在其境内。宋与其对峙,无险可凭;宋夏在陕北以横山为界,从横山岑脊贯通的长城也为夏控制,所以辽、夏对宋都占据着地利。北宋中期以后,西夏势衰,宋开拓熙河路成功,但因河西地形险阻,仍不能制服西夏。夏的北邻蒙古崛起,夏、金、宋鼎立均势被打破,夏立国的外部政治环境恶化。复金为争疆土而构兵,两败俱伤,次第为蒙古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