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朱熹《四书》学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修己治人”的儒家工夫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朱熹的《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由此可以认为,朱熹的知识学形态——《四书》学,确是非常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传统的实践特色。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论冯友兰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先生以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为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而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的倡导,突出理性、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强调公利、维护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等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的主要偏颇是将“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对立起来,在义利之辩上表现出抽象的道义论性质。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的践履方法和修养工夫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系统论证了天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而且论证了天理的实际内容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存心、格物和致知等道德修养工夫。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不仅与其本体哲学、人性双重和知行关系密切相关,而且服务于性命不一以及等级名分。这使朱熹的道德修养工夫既有宋明理学的时代特征和共性,又有迥异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的个性特征。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冯友兰“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学的意义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为最高境界,它是"知天"、"事天"、"乐天"、"同天"的统一.这一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观点有许多相契合之处.从认识角度说,这种境界体现了与西方理性主义倡导的二元对立所不同的系统思维;从实践角度说,它倡导限制人的物质欲望,提升精神人格;从审美角度说,人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通过"移情"把自然纳入到道德关怀的范围,使自然与人和谐共处.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冯友兰人生境界探析

“境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文学强调“境界”,我国现代大学者冯有兰先生更倡导“人生境界”之说。冯先生通过对“人生四境界”的划分,给予传统的圣贤思想以新而具体化阐释,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作了逐次超越或渐次提升,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提供思想启迪。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人格理想开拓了一个新维度; 而现代以来人生意义的诸般讨论及困惑,也使得我们关注冯先生的“人生境界”说似乎是一种必要了。     

论冯友兰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冯友兰认为,生产社会化使教育打破了家庭、民族和社会的界限,各民族平等受教育而共同进步成为可能。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细密分工和专业化,使学生道德品质的培育主要依靠社会之“化”。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要求学生只有根据自己的兴趣、才学进行学习方可取得大的成就。冯友兰的教育思想,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     

论冯友兰“道德境界说”与和谐社会理想人格的构建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在其终极意义上标识的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性生成的人格境界。以此考察我国当代社会人生境界之整体状况，表现为：自然境界本然存在、功利境界居于主导、道德境界严重缺失和天地境界远而高玄。其中“道德境界”在这一生成过程中自身所具有的难实现、难保持、难统一、难提升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其生成的艰难性，这也为理解当代社会道德境界缺失确立了客观的逻辑视角。而道德理念、和谐理念和生态理念观则是和谐社会理想人格构建必不可少的价值诉求。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朱熹《诗集传》阐释方法分析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为通行之后八百年的权威性读本。朱熹在阐释《诗经》时创用了七种方法,即以序统合、视域融合、行文评点、语境通释、发越为理、寓教于释和唤醒体验。这些阐释方法的使用是《诗集传》能有如此显赫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阐释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经学研究的再受重视,中国的经典阐释学研究正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此,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方法的研究就不失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朱熹立法思想初探

朱熹的立法思想包括三个方面:主张立法主体为法自君出,君臣共议;明确立法指导思想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提出顺天理、合人心、衡利益、行简易、适时变等立法原则。这些观点仍具现实意义,值得当今立法积极借鉴,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朱熹误读佛教之表现及其原因

朱熹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涉及面极为广泛,但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具有肤浅性、对佛教的评价具有片面性等特点;朱熹对佛教的理解和评价之所以表现出肤浅性和片面性,在于朱熹以常识而不是以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在于朱熹以儒学作为唯一正确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佛教。     

朱熹形而上学思想初探

理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基础。它好比种子,是存在的本体。它具体为性。万物不仅出生于理,而且来源于气。气是万物的具体的、形式的存在,是现象。尽管理气似乎都是万物的发源地,但是朱熹认为,从逻辑上来说,理先于气,因此,只有理才是万物的真正发源地。气是万物的现实形式。尽管这种现实的存在者,在朱熹看来,有善有恶,但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否定了它的存在合法性。理气合成便是道。道是体用的综合。体表现在道有理、性。用表现在道是物、气。作为本体的理、性和作为现象的气、物合作构成道。性来源于心。心包含着两个内涵,即性和知(意等)。这两个内涵使心具有了双重性:性的内涵使心是善的,知(意等)的内涵使心有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