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姐歌谣的跨文化传唱

刘三姐歌谣在跨民族跨语际传唱中因文化语境不同导致了审美意义的丧失,地方性审美知识的差异也造成了刘三姐歌谣的传播困难,壮汉文化融合实现了刘三姐歌谣的跨族际传唱。由于壮族文化的弱势,刘三姐歌谣的族际语际传唱也伴随着汉族文化对壮族文化的改写,壮族文化逐渐流失的同时汉族文化成分逐渐增多。在同质化的趋向中如何再生产刘三姐形象的新意义并保持其艺术个性才能推进刘三姐文化的发展。     

论建设刘三姐人文生态保护区

刘三姐文化品牌自 2 0世纪 6 0年代诞生以来 ,一直是广西民族文化品牌的代表。但是 ,广西却没有营运好刘三姐这一文化品牌 ,刘三姐品牌出现了滥用、歪用、曲用的非正常现象 ,而同一个时期产生的“阿诗玛”文化品牌 ,云南运用得比较好 ,究其原因 ,就是要牢牢确立品牌“专属权”。因此 ,广西必须确立“刘三姐”品牌的专属权 ,正本清源 ,扭转对刘三姐品牌的滥用、歪用、曲用。建立“刘三姐人文生态保护区” ,是保护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基础工作 ,是确立刘三姐品牌“专属权”的有效方式。     

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以彩调剧《新刘三姐》为例

彩调剧《新刘三姐》是广西“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作品。《新刘三姐》对千年以来的“刘三姐文化”进行中国式审美现代化意义的转化与改编，体现出了传统文艺作品的传承与创新。《新刘三姐》在与新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刘三姐的形象进行新的塑造、对剧情进行巧妙的设置、对剧情中的矛盾进行中和式的处理。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展现，来完成广西的民族文化符号——“刘三姐文化”的重构和展示，实现新时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出贡献。同时，《新刘三姐》的成功路径，也为中华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文化交流视野中"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建构

作为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刘三姐"是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也由此从民间传说形态走向社会文化形态,成为广西文化、壮族文化、地域文化的代表,成为艺术和文化的精品."刘三姐"的"传歌"形式和内蕴使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流变性,也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共同性.这不仅成为"刘三姐"传承和延续的原因,也成为其发展、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建立和"刘三姐"文化的传播.     

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形象意境

本文通过对刘三姐化石成仙的遗迹、“如今广西成歌海 ,都是三姐亲口传”的神话传说、刘三姐生命意象中的“石”“花”特质、刘三姐集歌神、爱神、英雄保护神于一身的宗教感召力 ,揭示了在开放的商品经济时代背景下 ,歌仙刘三姐的形象意境已成为一种文化品牌的结构之要素的历史必然性。文章认为 ,必须站在新的全球的文化语境中进行与民族文化情境相对应的对话 ,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民族 ,无愧于时代的刘三姐这一文化品牌的精彩力作     

关于建设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 ,刘三姐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植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提高 ,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明显的地域性、广泛的群众性、很强的包容性。当前应加强对刘三姐文化品牌的研究 ,发挥这一品牌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文章还论述了对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等问题。     

壮族刘三姐女性主义意识研究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人物,在壮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刘三姐作为壮族古代民间传说中的歌手,其人物具有聪慧机敏、勤劳勇敢的特征,歌声具有歌如泉涌、优美动人的特点。壮族乃至全国人民都对刘三姐有着很高认同,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刘三姐的故事,在壮族地区,每年三月三日已经成为刘三姐的纪念日。本文对壮族刘三姐女性主义意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见,旨在通过刘三姐的相关故事阐述女性主义意识。     

龙城江滨听山歌

爱唱山歌是柳州各族人民的爱好。逢年过节或是婚丧喜庆,人们都要聚集在村头、山坡、树下唱山歌,常常唱上几天几夜。柳州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市内风景区鱼峰山的山腰有一尊刘三姐的塑像。她的形象已成为壮族人民的化身,成为人们敬仰的歌仙。《刘三姐》拍成电影后,轰动了全国和海外,人们从电影《刘三姐》中了解了广西,了解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柳州山歌。传说中的刘三姐在鱼峰山成仙而骑鱼升天,因此年年歌节都有成千歌手聚集在鱼峰山下和柳江江滨对歌,从不间断。在江滨公园,我们看到十多位歌手围坐在一起,唱的是彩调戏《刘三姐》中的对歌,一问一答,兴趣盎然。一位女歌手告诉我们,她是一家医院的护士,从小就喜欢山歌,经常到江滨公园和鱼峰山下过“歌瘾”。只要家里没什么事,晚上总要到这里来唱上一二个小时。作为民族风情乡土文化的山歌,在与现代都市文     

论歌圩文化的特征及其开发价值

歌圩是壮族人民定期聚会唱歌,并以男女对唱情歌为基本内容的传统风习。刘三姐文化自从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一直是歌圩文化的主要代表。本文以刘三姐为切入点,从歌圩文化的起源、文化特征及其开发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论述歌圩文化的开发利用以带动广西经济发展等问题。     

刘三姐歌谣与壮族民间教育

刘三姐歌谣是壮族民间教育的源泉和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厚的文化资源,蕴涵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探讨刘三姐歌谣与壮族民间教育的渊源关系,对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壮民族现代文明和谐社会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回回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8-9世纪,进行过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持续两百年的"翻译运动".其中将希腊罗马古典医学名著翻译并改造成为阿拉伯医书.拥有了古代西方医药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伊斯兰医药文化体系,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罗马医学.古希腊罗马医学究竟何时怎样输入中国,是本文着重回答的问题.     

阿拉伯伦理学

伊斯兰教前阿拉伯人的伦理道德是由他们生活的自然条件和沙漠社会所决定的 ,是一种不自觉的自然状态 ;阿拉伯人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后 ,在人生观、宇宙观、生死观等诸多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发生了质的飞跃 ,这时候的伦理道德是一种自觉的理性表现。伊斯兰的基本信仰———确信真主及其使者———就成了伊斯兰道德的基础 ,一切言行都要按照真主的命令认真去做。阿拉伯伊斯兰伦理在道德与行为 (工作、弃恶从善、履行诺言等 )、道德与修养 (容忍、宽恕、平等、民主等 )、主张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益以及与现代文明关系诸多方面 ,都表现出了它独有的特征     

魔兽与母亲——灾难的象征论

1991年10月发生在奥克兰地区的大火灾造成25人丧生,6000多人无家可归。幸存者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其中凸显了有关自然与文化、有序与无序、时间与空间以及传统的男女性别区分与生死等二元结构,尤其是对作为自然象征的母亲与作为灾难象征的魔兽二者之间的对立显示了自然与非自然力量的对比。人们为了解释灾难的去而复来,甚至认定灾难的发生是早已注定的、循环的,从而肯定了上帝对于自然灾害发生的控制权,由此,毁灭者也是创造者。奥克兰大火中隐含着如建筑材料的不当使用和居民区的不合理规划等技术性因素,因此其可部分归结为技术性灾难。而由于技术性灾难产生于一个文化的竞技场,而不是自然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合乎情理的灾难意象或隐喻非常少,因此,技术性灾难不会流变为神话,而是作为永远的历史而存在。综观上述过程,灾难被重新界定为＂创造性的毁灭＂,从而被赋予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美。尽管并非所有的文化都会以上述方式去象征地表达灾难,但所有的文化在描述与解释灾难时,象征都将会是他们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象征的建立缓解或消解了灾民对于灾难的恐惧,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灾难多发区的居民大多不愿意搬迁。     

"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

本文认为 ,2 0世纪最后 2 0年 ,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一直徘徊在较低水平的学术层次上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 ,是我们急功近利地使用了概论教育的方式 ,培训了大批没有学术素养的准研究工作者 ,他们的概论思维模式在带来学科的表面繁荣的同时 ,也危害了学术的发展     

政治文明逐步实现的历程:新中国法治的成长

法治与政治文明相共生,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外在标志,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尺度,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其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成长着的中国法治标识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程:人治主政,蔑视法治,政治文明之路山重水复;健全法制,厉行法治,政治文明之路柳暗花明;法律至上,民主彰显,政治文明之路漫漫而修远。     

论国民民族观的培育

维护民族和谐不是某个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而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需要一代接一代的培育、传承和发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不仅仅是针对干部、民族院校学生,而是面向全民的,在国民民主观教育实施纲要指导下,以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感、地区居民主人翁意识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观培育,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注重实效的教育工程,笔者就此提出自己的主张与同行探讨。     

南佛山与道教

南佛山是青海地区著名的道教名山胜地,风景奇丽,远近闻名,尤其是独特的佛、道宗教文化融合现象更引人关注,本文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探析,结论是:多种宗教并存,各宗教的兼容并蓄,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博大宽容、天人合一之精神内涵。     

The Rohingya Crisis: The Centrality of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Rohingya refugee crisis, especially in the aftermath of August 2017 violence which led to the exodu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cross the border to Bangladesh. It analyzes the three-stage-plan proposed by China and the repatriation agreement between Myanmar and Bangladesh and argues that ethnic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ssues are fundamental to the Rohingya conundrum. Without addressing these core issues, which thus far have been paid little or n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re is a danger of recurrence of violence. While the Myanmar authorities are ready to address some of the immediate concerns, such as providing accommodation and food, evidences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the political will, at least at the moment, to address the core issues of ethnic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as well as the related security concerns.     

The Local Life of Nationhood

What characterises many studies that invoke the local can be described as a logic of transcendence. This logic of transcendence does not reject nor disregard the local. Rather, it affirms the centrality of the local. At the same time, the focus is on how the local is historically transcended into higher levels of generality and abstraction; the argument is that only through attention to these higher levels that the meanings of the local become clear. In contrast, the other local which we refer to in this essay is a set of practices which emerg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 to nationalism, which in some ways even sustains nationalism, even though the places it produces cannot be understood within the same logic of transcendence. At times, this other local refers to the political and conceptual practices that emerged at the limits of the abstract time and space that constituted nationalism. At other times, this local refers to the marginal in order to represent nationhood anew. Nationhood does not exhaust, sublate or transcend this local; rather, this local continues to live, in the era of nationhood, not so much outside the national, but beyond and alongside it. This other local is explored in this essay by discussing the cases of Germany and India.     

人类学视野下的伊斯兰教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及作品缺乏深入了解。曾有文章介绍过欧美和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但就宗教人类学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研究介绍很少。本文是一篇总结最新欧美人类学界研究伊斯兰教的文章,作者梳理了学术史,分析了研究现状,提出了可供讨论的问题及研究空白点。人类学研究宗教具有深厚的传统,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具有独特的视角,西方人类学学者从历史、社会、理论、知识、权利、性别、仪式等角度关注过这一宗教及信仰群体,包括埃文斯·普里查德、格尔兹、萨义德、艾克尔曼、费舍尔、安敦等著名学者。通过本文的介绍,国内学者不仅从中可以领略到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研究范式,同时,这些理论和视角也能够给我国研究者提供新的视野,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