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保护视野下鉴定费制度存在的问题研析

司法鉴定事务立法的逐步规范使我国司法鉴定机构正经历着体制性的变革,新的运作方式使现在的鉴定机构已成为市场主体,鉴定人也成为从鉴定费中获取收益的个体.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之一.过高的鉴定费用成为公民运用诉权保护合法权益的瓶颈,因而对鉴定费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鉴定费问题突出表现在收费法律依据、收费标准、收费管理以及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几个方面.鉴定费的收取制度应沿此问题的解决路径出发进行建构,其实质是公民诉权的保障和合法权益的维护.     

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思考

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对于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中。为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首先要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援条件；其次，健全法律援助机构；最后，保障法律援助的资金。     

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法律援助经费数额的多少标志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程度，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效果是检验法律援助制度效率的重要指标。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对于提高其质量、受援范围的扩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的途径。     

关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

法律援助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国地理、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却体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目前的具体客观情况决定了在我国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试从建立模式、援助对象、业务范围和资金来源等几个方面谈谈对完善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几点思考     

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质证程序完善构想

［摘要］目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针对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质证程序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刑事司法鉴定质证程序的现状和不足之处，提出完善构想，期望能够解决当前刑事司法鉴定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以探求适合我国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司法鉴定制度。     

浅谈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本文简单介绍了法律援助的定义及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形式 ,同时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分析 ,并在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与制度的基础上 ,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思考与探讨。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先后制定和施行法律援助制度。两岸法律援助虽然在内容规定、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差异，但是都面临着经费来源紧张、实施人员紧缺等问题，且都获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认可。比较研究两岸法律援助制度将有利于两地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相互借鉴是完善两岸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路径。     

略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鉴定结论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典中被规定为法定证据。考查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探索其兴衰原因 ,以有利于对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有利于深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试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十分必要,我国虽已初步形成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并未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该文主要探讨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依据现实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对策。     

对司法鉴定概念的再思考

司法鉴定的概念是研究司法鉴定理论的出发点，在司法实践领域是构建司法鉴定制度的理论基础，科学全面的理解司法鉴定的概念对司法鉴定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司法鉴定功能和司法鉴定对象两个方面对司法鉴定的概念进行了解析，并介绍了我国以及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相关情况，以期科学全面的理解司法鉴定的概念。     

关于鉴定结论基本理论的思考

鉴定结论是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其科学可靠程序往往是认定案件的依据。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诉讼中的鉴定将愈来愈多，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文章对鉴定结论几个基本理论作了探讨，认为鉴定结论不等于司法鉴定结论；作为法院不能既制作鉴定结论，同时又审查和认定鉴定结论；要想使鉴定结论的效力既尊重科学，又符合法律；应当建立符合国情的鉴定结论评判标准。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论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革新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审判方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西方主要国家一般都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设置了盖然性占优势、高度盖然性及排除合理怀疑等多元的证明标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的“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属于确然性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内在缺陷。我国应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对现行诉讼制度进行革新,建立盖然性证明标准。     

论反垄断诉讼中的专家证人资格与专家证据之可采信标准

反垄断是最需要专家的法律领域之一,因此,专家证人在现代反垄断诉讼中的使用非常广泛。但专家证人的地位与作用与普通证人不同,专家证人有资格方面的要求,一般只有专门研究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或法学家才有资格作为专家证人。专家证言必须可靠并且契合案件事实。与专家证人资格有关的信息、与经济学有关的知识应当在诉讼过程中予以披露。     

论劳动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

全球性人权法治的发展趋向为完善我国劳动权法律保障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应当通过确立和完善权利宣告、侵害预防、司法救济和国家帮助这四性机制来强化对劳动权的保护.从法律宣告机制上看,应当细化劳动权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弥补立法混乱、法出多门的缺陷,提升劳动权的法律位阶;从侵害预防机制上看,有必要对照国际文本,全面检视现有的立法,并强化劳动契约制度;从司法救济机制上看,应扩大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受案范围,改变先裁后审的单轨制、使仲裁不再作为审判的必经程序,并在法院内设立劳动法庭,充分提高司法效率;从国家帮助机制上看,需创制统一而富有权威的国家帮助制度,并完善确保社会主体切实遵守的强制制度.     

两大法系有关司法鉴定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考察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中有关专家证人的资格和选任、专家证人的功能和性质、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规定、专家证人的出庭和法律责任,以及考察并比较大陆法系鉴定人制度中有关鉴定人的资格和选任、鉴定人的功能和性质、对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规定、以及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等问题,提出了在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规定及加强鉴定人责任等方面对我国的启示。     

论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

建立证人拒证权制度 ,其目的在于保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同时 ,它也符合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要求 ,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惩罚犯罪”与“保障权利”两个价值目标的平衡 ,有利于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在我国 ,设计证人拒证权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享有证人拒证权的主体范围包括亲属特权、职业特权和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权利范围不宜宽泛。证人能否行使拒证权应由合议庭最终决定     

倡导法律平等 保障人权实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关注＂法律平等＂这一问题,如：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西方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又提出过＂权利平等＂,而我们现在宪法当中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不但是我们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像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它能不能上升到法律的角度,资产阶级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是不是已完美无缺？还有我们现在虽然《宪法》中明确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疑惑,人们又看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平等的事情,这又会引发我们一些思考,法律平等是不是事实的平等？法律平等是不是绝对的平等？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本文就围绕这些来分析和探讨有关法律平等及人权保护问题。     

论“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兼论《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权、辅助法官对是否采信鉴定意见作出判断、使重新鉴定申请和决定依据更加充分等功能和价值。其积极作用的奏效,亟待解决如下理论问题:"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诉讼地位、中立性、意见效力、选任资格及启动程序等。"有专门知识的人"应界定为"专家辅助人",属于广义的诉讼参与人。他们具有倾向性的问题,要完善启动和选任程序,确保其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可由各省高院牵头成立"专家库",由法庭根据控辩要求从中择优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费用由司法经费出资以确保其立场中立。     

专家在科技行政中的法律地位探析

明确专家的法律地位是专家参与科技行政决策的法治化的关键问题。在科技行政中,专家与科技行政决策机构之间形成行政合同和行政委托法律关系。行政合同是其中的基础。它明确了专家在科技行政中应该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凭借此行政合同,专家接受科技行政决策机构的委托,处理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行政事项,一旦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由科技行政机构承担,专家与行政相对人不发生法律关系,但科技行政机关可以追究专家的行政违约责任。